明末改革 第18章 大凌河攻防战

崇祯十七年八月，

盛京皇宫内，病情稍见起色、勉强能清晰说话的皇太极，终于发出了酝酿已久的军令。

他命阿济格与阿巴泰二王，率领正红、镶红二旗主力，并调集汉八旗及全部由汉人炮兵与火铳兵组成的“乌真超哈” 重火器部队，自盛京誓师出发，直扑大明在辽西前沿建造的那座巨大“违章建筑”——大凌河城，以及其侧翼的护卫星城大凌河堡。

与此同时，为应对漠北愈演愈烈的边患，皇太极令索尼携镶黄旗一部，与多尔衮统领的正白旗汇合部分臣服的蒙古诸旗兵马，组成一支快速机动兵力，北上扫荡，誓要找到满桂及其麾下蒙古夷丁，一雪前耻。

当阿济格与阿巴泰率领的满清大军，携带着大量的攻城器械和火炮，浩浩荡荡开抵大凌河前线时，映入他们眼帘的，已不是想象中的一片工地，而是一座防御体系基本成型的雄关巨镇。

尽管城内许多民用住房和官署衙门尚未搭建，但大凌河城与大凌河堡的所有城墙、敌楼、棱堡均已彻底封顶完工，关键的防御设施无一缺失。

更为重要的是，数个足以容纳数万人的庞大军营、那些经过特殊加固处理的地下粮仓与军械库，以及两座日夜不停赶工建成的超大型枪炮工坊，均已全部竣工。一旦战事爆发，城中尚未安家的百姓和军属，完全可以安然躲入这些坚固的工事之中。

辽东督师袁崇焕展现出非凡的魄力与决心，在主体工程刚刚完工、许多生活设施尚不完善之时，便已将行辕移至城内。

他亲率何可纲、祖大乐、唐通、吴三桂、祖大弼、祖宽等一众辽东将领，以及四万余关宁精锐入驻大凌河城。

加之暂时驻守大凌河堡的戚元功及其麾下一万二千“武毅营”将士，以及其族弟戚元辅、戚元弼，子侄戚盘宗、戚显宗、戚振等戚家将佐，此刻汇聚在大凌河前沿的总兵力，已达五万之众。

而袁崇焕最为倚重的大将祖大寿，则奉命率领其子侄祖泽润、祖泽洪、祖可法、祖泽清、祖泽溥等，统兵五万，牢牢镇守在后方的关宁防线，确保退路与补给线的安全。

大凌河城的粮草与军械储备，是按照容纳十万军民坚守一年的标准囤积的。如今城内作战兵力为五万，理论上，袁崇焕足以在此坚守两年。

当然，这仅仅是理论计算。

因为朱由检在规划时，并未将戚元功的一万二千“武毅营”、三千工匠以及两万筑城百姓的消耗精确计算在内。

倘若远在南京的朱由检知道，他视若珍宝的顶尖科学家——宋应星、方以智、王徵等人，此刻非但没有撤离，反而正在大凌河城墙上冒着风险调试火炮——恐怕会毫不犹豫地再派十万大军前来，首要任务并非退敌，而是确保这几位“国宝”的绝对安全。

说说被皇太极寄予厚望的 “乌真超哈” 吧，这支部队并非临时拼凑，而是他早在六年前便着力打造的一支专业化全火炮力量。其装备核心，主要来源于两个渠道：

其一，是崇祯二年（己巳之变） 后金军破关而入、蹂躏京畿地区时，从明朝京营及各镇援军中缴获的大量火炮。这批战利品品类繁杂，包括轻便的虎蹲炮、可速射的佛郎机、明军自制的大将军炮，乃至仿造西方的红夷大炮，为“乌真超哈”的组建奠定了最初的物质基础。

其二，也是更为关键的来源，则是近年来向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大规模采购。

那么，荷兰人为何会不顾潜在的政治风险，向与大明明争暗斗的后金出售火炮呢？

根源，正出在南京紫禁城里的那位大明皇帝——朱由检身上。

过去数年，朱由检一改明朝以往在海洋事务上的保守姿态，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进取性，甚至可说是针对性极强的打击行动。他不仅派遣精锐水师与陆战队，一举拔除了荷兰人在台湾大员的据点，收复了被其侵占的领土；更在外交上合纵连横，利用欧洲列国之间的矛盾，成功拉拢了法国、英格兰、西班牙与葡萄牙，共同围剿荷兰在远东的核心据点——非礼宾的荷兰殖民地。

与此同时，朱由检还挥舞着从海贸和国内改革中获得的巨大财富，向西班牙及其背后的哈布斯堡王朝提供巨额资金援助或军事订单，这在全球范围内极大地牵制并削弱了荷兰人的商业利益与军事力量，使其在远东乃至全球的影响力急剧下降。

这一系列组合拳，让荷兰东印度公司清晰地认识到：这位大明皇帝不仅实力雄厚，而且颇为“记仇”，睚眦必报。

在远东直接与其对抗，显然已得不偿失。于是，秉承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朴素地缘政治原则，荷兰人迅速调整策略，将目光投向了正在北方急剧扩张、且与大明势同水火的后金政权。

双方一拍即合，形成了一种基于现实利益的交换：荷兰人向皇太极提供其急需的、质量更统一、威力往往更大的新式火炮及其相关技术；而皇太极则用东北特产的、在欧洲市场极其稀有且昂贵的顶级黑貂皮、人参等物产作为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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