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五月,辽西,大凌河故地。
自袁崇焕推行那名为“扫辽”的主动出击战略以来,这片曾经的兵家必争之地,已被皇太极以坚壁清野之策应对——满清的哨骑踪迹难觅,原本零星散居于此的汉人包衣与满人小部落,也被强制迁往更深的后方,只留下荒芜的田垄和废弃的村舍残骸,在风中诉说着萧瑟。
然而,这片寂静恰恰是明军战略成功的证明。自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始,至今已持续半年的“扫辽”行动,战果赫然:
累计斩获真鞅首级二千三百六十二颗,其中不乏价值昂贵的巴牙喇白甲兵;
成功迁回被掳掠的辽东百姓一万余人,使其重归大明治下;
缴获并驱回牛羊牲畜各二千五百余头,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军需;
拔除、焚毁满清设立在边境地带的小型营寨、屯垦点共计七处,极大地压缩了清军的预警和活动空间。
盛京,皇宫。
四月时,皇太极还曾强打精神,接待了率部来投的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等明军叛将。这“三顺王”的归附,曾给内部承压的清朝带来一丝提振。
然而,进入四月中旬,连续两次在议政时毫无征兆的眩晕,险些让这位雄主当着众臣的面瘫倒在地。御医私下警告,大汗面色不正常的潮红,乃是高血压与过度操劳导致的心脑血管重负之兆,亟需静养,戒怒戒躁。
皇太极自己能清晰地感觉到,那曾驱使着他统一女真、征服蒙古、屡破明关的磅礴精力,正不可逆转地从这具日益臃肿的躯壳中流逝。
问鼎中原,入主天下的宏图,似乎正随着视线的偶尔模糊而变得遥远。他必须面对现实,为自己身后,为这个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政权,做好安排。
在一场仅有极少数心腹参与的密议中,皇太极做出了决断。他力排众议,毅然立下自己最宠爱的关雎宫宸妃海兰珠所出的幼子——时年七岁的福海为太子。同时,精心挑选了四位辅政大臣:
索尼,正黄旗重臣,忠诚可靠。
宁完我,汉臣谋士,深谙权术与汉地事务。
范文程,老成谋国,战略眼光长远。
德格类,宗室代表,用以平衡各方势力。
他期望这四人能在他百年之后,形成一个稳固的辅政核心,确保福海能顺利继承大统,维系朝局稳定。
皇太极靠在铺着厚厚毛皮的御座上,看着跪地领命的四位辅臣,声音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疲惫,“朕……将大清的将来,和福海,托付给尔等了。务必……同心协力,扶保幼主,莫负朕望。”
“臣等誓死效忠太子,辅佐幼主,绝无二心!” 四人叩首,声音在空旷的殿宇中回响。
然而,当四人退出,殿内重归寂静时,皇太极望向南方,目光复杂。
他深知,自己这一系列安排,尤其是在继承人问题上舍弃年长皇子而择立幼子,必然在八旗内部埋下了纷争的种子。索尼、宁完我、范文程、德格类这四人,真的能压制住那些手握重兵、各怀心思的贝勒王爷吗?豪格、多尔衮、阿济格……这些名字在他脑中闪过,带来的是更深的忧虑。
“朱由检……袁崇焕……”他喃喃自语,嘴角扯出一丝苦涩的弧度,“你们……赢了时间。但朕的大清,绝不会就此倒下……”
他闭上眼睛,开始口述一道道旨在稳定内部、加强集权的旨意,同时严令前线,对明军的骚扰采取更保守的防御策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一切以稳固根本为重。
崇祯十七年六月,
宋应星、方以智、王徵三位当世顶尖的格物大家,跟随着西班牙工程师弗朗西斯科,踏上了这片荒芜已久的土地。
与他们同行的,是戚元功所率领的一万二千名“武毅营”精锐——这些继承了戚家军血脉的将士,军容严整,甲胄鲜明,如同一道移动的钢铁壁垒。
紧随其后的,是三千名从各地征调而来的能工巧匠。而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袁崇焕从辽东各地招募的两万百姓。他们扶老携幼,推着装载家当的独轮车,眼中既有离乡的彷徨,更有在新土地上安身立命的期盼。
与此同时,辽东经略袁崇焕亲率关宁军主力前出至锦州,大军云集,旌旗蔽日。他的目的明确而坚定:控制住从锦州通往大凌河前线的生命线,确保筑城所需的巨量砖石、木料、粮秣能够安然送达。
更为关键的一步棋,是那四万关宁精锐骑兵。他们以锦州为轴心,呈巨大的扇形向四周辐射,奔袭控制方圆一百五十里的区域。其威慑力让原本可能前来骚扰的清军游骑望而却步,为大凌河筑城工程撑起了一把坚固的“保护伞”。
站在残破的大凌河旧城基上,宋应星俯身抓起一把泥土,在指间捻开,仔细观察着土质。方以智与王徵则已与阿隆索展开图纸,就着高低起伏的地势,激烈地讨论着棱堡主体与新城城垣的最佳契合点。
弗朗西斯科指着图纸,用生硬的汉语夹杂着手势:“这里,河道拐弯处,堡垒的锐角必须对准北方……火炮的视野,要覆盖整个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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