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四月
一场迟到了十六年的背叛,终于在山东地界轰然爆发。说它是叛乱或许并不完全准确——这更像是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三人精心策划的一场武装叛逃。
他们利用明军调防与重新部署的间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控制了登州城的军械库与港口,强行夺取了四十门城防用的红夷大炮,以及十门威力巨大的岸防重炮。共计五十门代表着当时东亚顶尖火力的红夷大炮,连同他们麾下最为忠心的家丁与亲兵,一并被裹挟而出。
他们随后劫持了正在登州港等待卸货的数艘商船,与早已接到消息、伪装成商队前来接应的满清船只汇合,组成一支诡异的混合船队,浩浩荡荡地驶离了大明的海岸线,向着他们心目中能给予他们功名富贵的“热土”——满清控制区扬帆而去。
山东巡抚徐从治得知消息后,如遭五雷轰顶,险些在衙门内悬梁自尽。
这并非仅仅因为部将叛逃,更因为这三位总兵带走了山东防务的核心重器,且是在他的治下,完整地将这批国之利器拱手送给了大明的死敌。无论原因为何,作为巡抚,他的政治生涯已然看到了尽头。
暖阁内,
朱由检捏着徐从治那封字字泣血、句句含悲的请罪奏疏,沉默了许久。他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脑袋里“嗡嗡”作响。
“嘶………………”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脸上并无震怒,反而充满了困惑,“这几位……是谁啊?”
他确实不感到特别愤怒。自他登基以来,造反、叛乱的文武官员多了去了,从勋贵到藩王,他早已习惯。相比之下,几千兵马的叛逃,似乎不算什么。那几十门红夷大炮虽是重大损失,但以大明如今逐渐恢复的国力和军工产能,也并非无法承受。
更重要的是,徐从治是经过整个内阁及六部堂官一致认可、推选出来的干才。他不仅能深刻理解并支持袁崇焕的辽东方略,更能很好地配合朝廷在山东的诸多新政。这样一位能臣若因此事而被一撸到底,才是更大的损失。
思虑及此,朱由检传召了刑部尚书钱龙锡、海关尚书杨嗣昌、礼部尚书黄道周以及都察院左都御史瞿式耜等几位重臣。
朱由检将徐从治那封字字泣血的请罪奏疏轻轻放在御案上,目光扫过被紧急召来的几位重臣——刑部尚书钱龙锡、海关尚书杨嗣昌、礼部尚书黄道周以及都察院左都御史瞿式耜。
“徐从治失察之罪,容后再议。” 皇帝的声音低沉,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朕现在更关心的是……奏疏里提到的另一件事。”
他抬起眼,缓缓说道:“而且……那些在登州港口接应的‘商船’。根据徐从治事后的紧急排查,这些船只的引票、船契并非伪造,皆是……合法文书。”
“那么,告诉朕。是谁,在大明境内,用着合法的身份,调动了这些船只,去支持他皇太极?”
这个问题,如同一声惊雷,在暖阁内炸响。
海关尚书杨嗣昌 反应最为迅速,他掌管海贸,深知其中关窍,立刻出列:“陛下!此事非同小可!能拥有海船且引票齐全者,非富即贵,绝非寻常海商所能为之。臣以为,当立刻彻查近半年所有前往辽东、朝鲜乃至东瀛方向的商船报备记录,严查其货物、人员及背后东主!此乃釜底抽薪之策,必须揪出此獠!”
刑部尚书钱龙锡 面色铁青的接口道:“陛下,杨部堂所言极是!此非寻常走私,实乃资敌叛国之十恶不赦之罪!一旦查实,无论其背景多深,官位多高,当以谋逆论处,夷其三族!臣请旨,刑部即刻介入,与海关总署联合稽查!”
礼部尚书黄道周 则是一脸痛心疾首,怒发冲冠:“无耻之尤!无耻之尤啊!身为大明子民,读圣贤书,受君王恩,竟行此资敌禽兽之举!礼崩乐坏,以至于斯!陛下,此等无父无君之徒,乃天下读书人之耻!必须明正典刑,以儆效尤!”
都察院左都御史瞿式耜则显得更为冷静,他沉吟片刻,补充道:“陛下,此事牵涉必广。能运作此事而不露明显马脚,其背后势力盘根错节。臣建议,明面上由海关与刑部严查,暗地里,或需动用厂卫之力,深挖其根系。务必一击即中,不留后患。”
十日后,济南巡抚衙门。
山东巡抚徐从治身着公服,跪在香案前,恭敬地接过了由南京八百里加急送来的圣旨。当宣旨太监朗声读完旨意后,徐从治紧绷了十余日的神经终于稍稍放松,却更感肩头沉重。
圣旨措辞简洁,雷霆雨露俱是天恩:徐从治御下不严,致有叛将携炮投敌之祸,着罚俸一年,戴罪立功,即刻彻查接应叛军之船只明细,务必水落石出。
这已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结果。陛下非但没有将他革职查办,反而给了他洗刷耻辱、将功折罪的机会。
他重重叩首,声音带着一丝哽咽:“臣……徐从治,领旨谢恩!必竭尽全力,以报陛下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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