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琰的“罪己诏”以最快的速度明发天下。
这份以天子刘协口吻拟就的诏书,字字血泪,却又暗藏锋芒。
它并未过多指责曹操、袁绍等军阀,反而将重点放在“朝廷失德”、“辅政无力”之上,将烽烟四起、将士喋血的罪责揽于自身。
然而,越是这种看似谦卑的自省,越是将曹操“挟持天子”的伪善,袁绍“见危不救”的私心,袁术“僭越妄为”的狂悖,以及刘表“首鼠两端”的动摇,**裸地暴露在天下人面前。
诏书末尾,更是直言“若朕退位可息天下兵戈,朕亦不惜此位”,将了一众军阀一军——谁在此刻逼迫最甚,谁就是真正想要覆灭汉室、致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
这道诏书如同一块投入滚油的火石,在舆论场上激起了轩然大波。
天下士人,尤其是那些仍心怀汉室的清流与寒门,闻诏多有垂泪者。
陈留朝廷的形象,在道义上竟于绝境中挽回了几分悲壮的色彩。
曹操在官渡大营接到诏书抄本,脸色阴沉,一把将其掷于地上:
“蔡琰一女子,安敢如此!此乃沽名钓誉,垂死挣扎!”
然而,他麾下谋士如程昱等人,却面露忧色。
此诏一出,他们再进攻陈留,便少了几分“奉天子以讨不臣”的大义,多了几分“逼迫君上”的恶名,虽不至于动摇根本,但在政治上终究落了下乘。
与此同时,蔡琰命令徐庶启动的“暗线”,也开始悄然发挥作用。
这条“暗线”,并非指向战场,而是指向了人心,指向了曹操和袁绍看似铁板一块的后方。
首先出现松动的是南阳。
刘表虽应曹操之邀出兵叶县,但其内心始终处于纠结之中。
他既怕曹操坐大,又恐袁绍南下,更担心自家基业受损。
“罪己诏”的悲情与道义压力,通过张纮此前布下的人脉以及南阳本地心向汉室的士族,不断传入襄阳。
刘表本就非雄才大略之主,在蒯良、蔡瑁等本土派(倾向于保守)的劝说下,文聘的大军行进速度明显放缓,在叶县外围扎营后,便以“粮草不济,需谨慎探查”为由,开始了近乎磨蹭的“武装游行”,实质性地减轻了陈留南面的压力。
更大的波澜,发生在曹操的心腹之地——兖州和豫州。
徐庶早年游历江湖,结交甚广,其中不乏对曹操“挟天子”及其严苛手段(如屠城、清算名士)不满的豪侠、旧吏。
这条“暗线”被激活后,这些暗桩开始四处活动。
他们或散布流言,称曹操在官渡受挫,损失惨重;
或鼓动对强征粮草、徭役不满的乡民小规模抗命;
甚至策动了一些不得志的底层军官和山贼,在曹军后方袭扰粮道、制造混乱。
一时间,曹操后方虽未出现大规模的叛乱,但各种小麻烦层出不穷,如同附骨之疽,牵制了其部分精力,更在心理上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曹操不得不分派夏侯惇部分兵力,加强对许昌及后勤线路的巡逻与管控。
然而,战场上的绝对劣势,并非几道诏书和些许骚动所能扭转。
官渡前线,高顺和他的陷阵营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曹操亲临前线督战,曹军士气大振。
曹仁、乐进、于禁等将轮番上阵,日夜不停地猛攻官渡营垒。
高顺指挥若定,陷阵营将士更是展现了天下强军的素质,他们依托营寨、壕沟、鹿角,寸土必争。
箭矢如雨,滚木礌石耗尽,便短兵相接。
每一寸土地的得失,都浸满了鲜血。
营垒数次被勇猛的乐进率敢死队突破,高顺亲自率亲兵反冲击,白刃格斗,身被数创,犹自大呼酣战,硬是将曹军一次次赶了出去。
尸体堆积如山,几乎填平了营前的壕沟。
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和硝烟味,经久不散。
但兵力与资源的绝对差距,让高顺部伤亡急剧上升,陷阵营折损近半,随行的黑山军和守军更是死伤惨重。
营垒多处残破,箭楼被焚毁,防线摇摇欲坠。
告急的文书,几乎是一个时辰一封地送往陈留。
东郡方面,臧霸在初战得利,射杀曹性后,并未急于强攻苍亭。
他利用青州兵善于机动和山地作战的特点,不断派出小股部队袭扰张燕的粮道和侧翼。
张燕虽凭借黑山军的悍勇稳住了阵脚,却无法有效击退臧霸,被牢牢牵制在苍亭一线,无法支援其他战场。
整个东郡北部,在臧霸游骑的肆虐下,民生凋敝,一片恐慌。
西线,张辽与夏侯渊在济阴的对峙也到了关键时刻。
夏侯渊得到曹操主力出动的消息,攻势愈发猛烈。
张辽虽凭借高超的指挥艺术屡次击退夏侯渊,但兵力处于劣势,且军需补给因官渡方向吃紧而开始受到影响,局面日益艰难。
北线白马,吕布因曹性之死,怒火攻心,数次想要强行渡河寻袁绍决战,都被部下苦苦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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