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中心,京都,在看似繁华庄重的表象下,正涌动着足以撕裂一切的暗流。承平帝萧衍年事渐高,精力不济,对朝局的掌控力日渐松弛。而这权力真空,迅速被两位成年皇子及其背后的庞大集团所填充——以嫡长子身份自居的大皇子萧景恒,与虽非嫡出却贤名在外的四皇子萧景禹。他们的斗争,已从最初的暗中较劲,彻底演变为波及朝野每一个角落的白热化厮杀。
每日的朝会,不再是商讨国事的殿堂,而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这一日,议题本是关于北方边镇军饷的拨付。兵部尚书,乃是四皇子萧景禹的坚定支持者,出列奏道:“陛下,北疆苦寒,今岁气候似有异常,宜当提前增拨粮饷,加固城防,以备不虞。”
话音刚落,吏部侍郎,大皇子党的干将,立刻出言反驳:“尚书大人此言差矣!去岁北疆军饷已超额拨付,如今国库并非充盈,当务之急乃是赈济淮南水患,安抚流民。岂可因莫须有之‘天象’,便虚耗国帑?莫非边镇将帅,已与兵部通气,欲壑难填?”
此言诛心至极,直接将边镇将领与四皇子党勾结的嫌疑抛了出来。
萧景禹面色沉静,并未直接回应,而是他麾下的一位御史挺身而出,厉声道:“侍郎大人!北疆安危关乎社稷,岂是‘莫须有’三字可以轻慢?倒是淮南水患,款项拨下已逾三月,为何灾民仍未得妥善安置?据闻,主持赈灾的淮南道观察使,可是吏部侍郎您的妻弟!其中是否有中饱私囊、拖延怠政之嫌,还需彻查!”
“你……你血口喷人!”吏部侍郎气得浑身发抖。
朝堂之上,顿时乱作一团。双方官员你一言我一语,互相攻讦,引经据典却又刀刀见肉,原本严肃的军国大事,彻底沦为党争攻伐的工具。端坐龙椅上的承平帝萧衍,面露疲惫与愠怒,看着下方如同市井吵嚷般的臣子,最终只能以一句“容后再议”草草收场,拂袖而去。
这样的场景,如今已是常态。任何议题,无论大小,最终都会演变为大皇子党与四皇子党的立场之争。国家的正常运转机制,在无休止的内耗中近乎瘫痪。
朝堂之上的唇枪舌剑只是冰山一角,水面下的争斗更为酷烈。
大皇子萧景恒,性格急躁,手段直接,倚仗其母族(已故皇后家族)在朝中的深厚根基以及部分勋贵集团的支持,更得宰相陈松这位老谋深算的权臣暗中倾力辅佐。他信奉的是“除恶务尽”。
一日,四皇子党的一位干将,礼部右侍郎,被人密告“在家中私藏僭越器物,并有诗文暗讽朝政”。告密者证据“确凿”,甚至还有其家仆的“证词”。萧景恒一党立刻发动御史弹劾,要求严惩。
萧景禹深知这是构陷,试图营救。然而,京兆尹(大皇子党人)已迅速派兵查抄了侍郎府邸,果然“搜出”了龙纹玉璧和几首语带双关的诗稿。人赃并获,铁案如山。尽管萧景禹多方奔走,那位侍郎最终还是被罢官夺职,流放三千里,其家族亦随之败落。
这只是无数案例之一。大皇子党利用掌握的刑狱、监察系统,不断罗织罪名,清除异己。一时间,京都官员人人自危,生怕哪一天莫名的祸事就降临到自己头上。
萧景禹则性情沉稳,更擅阳谋,以其贤德之名,吸引了大量寒门出身、务实干练的官员以及部分清流文臣的拥戴。他深知在朝堂硬碰硬难以速胜,便另辟蹊径,从吏治与财赋入手,试图从根本上瓦解大皇子党的势力。
他授意手下官员,连续上奏,要求“清查天下田亩,追缴勋贵、豪强历年拖欠税赋”,并“整顿漕运,厘清漕督衙门历年账目”。
这两项,直指大皇子党背后勋贵集团与依附官僚的核心利益。这些勋贵世家,往往拥有大量隐田,偷漏税赋;而漕运更是油水丰厚的肥差,其中贪腐盘根错节。
奏章一出,朝野震动。勋贵们纷纷向大皇子施压。萧景恒暴跳如雷,指责萧景禹“此举乃动摇国本,苛待功臣,居心叵测”。
双方在赋税、漕运问题上展开激烈拉锯。萧景禹一党手握部分证据,步步紧逼;萧景恒一党则拼命阻挠,甚至不惜让漕运部分瘫痪,以“漕工闹事,河道淤塞”为由,反过来要挟朝廷,造成南方税粮北运迟滞,直接影响京都供应与北疆军需。
斗争的毒焰,甚至蔓延到了最重要的军事领域。
北疆几位主要将领的任命、轮换,成为了双方争夺的焦点。大皇子想安插自己人掌控边军,四皇子则竭力阻止,推荐与自己亲近或将才卓着者。一番博弈下来,导致北疆高层将领频繁调动,军心不稳,防务计划朝令夕改。
更致命的是军饷与物资。原本应该发往北疆的粮草、军械,常常因为在户部(双方势力交错)、兵部(偏向四皇子)与漕督(偏向大皇子)之间的扯皮而延迟。甚至出现过,一批急需的箭簇因为“审批流程未走完”,在仓库中堆积了数月,而前方将士只能用着磨损严重的旧箭御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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