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后的第二天,
“取玺来。”嬴稷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
片刻后,一枚沉甸甸的、象征着至高皇权的皇帝玺印,被郑重地盖在了早已拟好的诏书上。印泥朱红,如同烙印,将皇帝的意志永久镌刻其上。
这道诏书,很快便通过四通八达的秦驰道驿站系统,以最快的速度明发天下。它不是普通的政令,而是一份宣告文化帝国开端的檄文:
“朕膺天命,混一四海,抚有兆民。赖宗庙之灵,将士用命,方得寰宇廓清。今虽疮痍初复,然仓廪渐实,黎庶稍免饥寒流离之苦。
此非可安享之时,实乃肇基万世之机也。夫立国之道,教化为本;强邦之要,育材为先。故民不可无学,学不可无序。”
“着令各郡县,仿咸阳清辉学堂之制,普设官学。郡设‘郡学’,为一郡文教之冠冕,培育俊彦,明经通律;县立‘县学’,乃一方教化之根基,启迪童蒙,知书识礼。
均需延聘德行端正、通晓经义之师儒,教授良家子弟。”
“凡我大秦官学,无论郡县,其教习文字,当以博士宫群贤厘定、朕亲颁之秦篆为唯一正字。诸生习文以载道,演算以明理,皆须恪守此范。
以使书同文,语同轨,断绝异字淆乱之弊,令王化政令,如臂使指,通行于天下而无阻。”
诏书的文字,典正铿锵,每一句都经过精心锤炼。“膺天命”、“混一四海”确立了法理与功业的基础;“仓廪渐实”点明了行动的时机;“兴庠序之教”标举了崇高的目标;
而“仿咸阳清辉学堂之制”则指明了具体路径,将咸阳的经验作为模板推向全国。最核心,也最不容置疑的,是那句“以秦篆为准一正字”。
“准一” 二字,斩钉截铁,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它不仅是规范,更是命令,是文化领域的一场强制性革命。
诏书一下,果真如同在表面平静的湖面投入了一块千钧巨石。然而,这涟漪的形态与内涵,确与数年前那场同样强硬的货币改革有所不同。
货币改革,直接触及利益。收缴六国旧币,推行秦半两,那是真金白银的争夺,反抗是直接的、激烈的,甚至伴随着血雨腥风。地方豪强、旧贵族利益受损,怨声载道,虽被强力压制,但暗流始终涌动。
而这道兴学诏书,在许多人看来,却显得有些“务虚”。尤其是那些地处偏远、或有着深厚旧国背景的郡守县令,接到诏令后,反应各异,但普遍存在一种轻慢的观望情绪。
陇西郡的郡守,是老秦人,对陛下自是忠心,但心里也在嘀咕:“办学?娃娃们识几个字自然好,可这能当饭吃,能增强军力?眼下修路、屯田、缉盗,哪样不要钱要人?这学堂,做做样子,应付过去便是。”
原齐国故地的一位县令,出身儒生,对秦的“苛法”本就心存不满,私下对心腹道:“秦人重法轻礼,如今也要兴‘庠序之教’?怕是只教些律令条文,培养刀笔吏罢了。
与我齐鲁诗书礼乐之教,岂可同日而语?且看他如何施行,我等虚与委蛇即可。”
旧楚地的一位贵族出身的郡丞,更是带着几分不屑:“我楚地文化瑰丽,屈宋辞赋,天下传唱。岂能尽弃所学,去习那笔画僵硬之秦篆?此令恐难持久,不必过于认真。”
于是,在最初的几个月里,许多郡县只是象征性地张贴告示,或者将一些闲置的旧屋划为校舍,上报的师资也多是凑数,进展缓慢。他们以为,这阵风头过去,便一切照旧。
然而,他们很快发现,陛下的决策,从来不是无的放矢。这一次,朝廷的举措环环相扣,远超他们的想象。
首先到来的,是“种子”。
来自咸阳清辉学堂的第一批共计一百二十名“优等生”,在隆重的授命仪式后,如同经过精心挑选的禾种,被有计划地派遣至帝国各重要郡治。
他们不仅仅是毕业生,更是嬴稷教育理念的**载体,是标准化、可复制的“文化火种”。
王焕,便是其中一员。他出身关中普通吏员家庭,因聪颖好学被选入清辉学堂,系统学习了秦篆、算术、律法基础以及农桑概要。
他不仅学业优异,更重要的是,他对陛下的“书同文”政策有着近乎信仰般的认同。他被派往旧楚文化核心区域的南郡,担任郡学副学官,辅助郡守推行教化。
王焕们带来的,不仅是朝廷颁发的标准化教材
——那些刻在整齐竹简或写在轻便帛书上的《秦文基础》、《算术启蒙》、《农桑辑要》、《律法浅释》;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那股源自清辉学堂的务实、高效、严谨的新风气。
南郡郡学原本找来的当地儒生,打算按照传统教授《诗》、《书》,但王焕坚持教学必须以秦篆为唯一工具,教材内容必须围绕朝廷规定的科目展开。
他亲自示范秦篆的笔画结构,将律法条文编成易于记诵的歌诀,用算术解决田亩赋税的实际问题。他带来的《农桑辑要》,其中记载的关中先进的耕作技术,让当地一些老农都啧啧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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