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的经济战火虽暂告段落,但它所点燃的猜忌、愤怒与野心,却如同野火燎原,再也无法熄灭。各国在暗流与摩擦中不断试探着彼此的底线,终于,零星的火花开始迸溅,预示着全面冲突的临近。
冲突首先在夹在齐、楚两大强国之间的泗上诸侯国爆发。这里的小国如郯、邾、莒等,历来是两大霸主争夺影响力的前沿。
楚国在稳定了淮北粮价后,为彰显霸权,弥补此前受商战干扰的威望损失,楚庄王遣使至郯国,强令郯君增加对楚国的贡赋,并要求郯国允许楚国在其境内设立税卡,监控往来齐国的商旅。
郯国弱小,不敢直接违逆楚国,郯君只得派使者秘密前往临淄求助。
齐顷公闻讯,勃然大怒:“楚人欺人太甚!泗上之地,乃我齐国之屏障,岂容楚蛮伸手攫取!”他深知,若坐视楚国控制郯国,其他泗上小国必将纷纷倒向楚国,齐国的战略空间将被严重压缩。
在“鸱夷子皮”的建议下(范蠡虽准备抽身,但尚未完全离开,仍需维持表面上的合作),齐国采取了强硬而谨慎的反制。齐顷公一方面公开遣使斥责楚国“勒索小邦,破坏盟好”,另一方面,命大将高固率齐军精锐车兵五百乘,陈兵于齐郯边境,举行盛大的“狩阅”之举,实则武力威慑。同时,齐国宣布减免郯国部分贡品,并开放更多与郯国的贸易优惠。
楚庄王岂是肯低头之辈?他立即命令驻守在陈蔡方向的楚国右尹王子侧,率楚军一部南下,逼近郯国西境,与齐军隔空对峙。
一时间,郯国境内风云骤紧,齐楚两国的战车和旌旗遥遥相望,气氛压抑得如同暴风雨前的宁静。一场因经济战衍生出的地缘政治摩擦,迅速升级为直接的军事对峙。虽然大规模战事尚未爆发,但两国使者往来奔驰,言辞激烈,边境摩擦事件频发,战争的阴云首次如此真切地笼罩在泗水之上。
姑苏城内,被内部经济困境和齐楚对峙消息刺激的勾践,非但没有收敛,反而看到了一个可能扭转困局的“机遇”。
“齐楚相争,于我越国,乃是天赐良机!”勾践召见了丁固和司马石买,眼中闪烁着孤注一掷的光芒,“楚国主力被牵制在泗上、中原方向,其东南边境必然空虚。我越国新练之水师步卒,正可一试锋芒!”
丁固有些犹豫:“大王,我国新铸钱币尚未通行,民间仍有怨言,此时兴兵,恐后勤不济……”
“正是因内部不稳,才需外战以聚民心!”勾践厉声打断,“吴地之民,畏威而不怀德!唯有不断地胜利,才能让他们忘记饥饿,记住越王的剑锋!况且,若能趁楚国之危,夺其江东、淮南之地,我越国疆域扩大,资源增多,何愁内部不宁?”
他早已受够了仰人鼻息、受制于齐的屈辱,也受够了国内吴人暗中的抵抗。他需要用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来巩固他得来不易的霸权,转移内部尖锐的矛盾。
司马石买则从军事角度考虑:“大王,楚军虽主力北顾,然其东南亦有城邑守备,且楚人悍勇,不可轻敌。若要出兵,需寻一借口,以求师出有名。”
勾践阴冷一笑:“借口?何难之有!便言楚国收容我越国叛臣,或言楚人越境劫掠我边民!速去准备,寡人要亲征,兵锋直指楚国东方重镇——昭关!若能破关,则楚之江东门户洞开!”
勾践的决策,如同一把淬毒的匕首,再次悍然刺向已然绷紧的天下局势。他试图火中取栗,却不知这把火,很可能将他自己也焚为灰烬。
当东方和南方战云密布之时,晋国北方的边境却传来了不安的消息。活动于太行山一带的赤狄部落,因今年气候异常,水草不丰,开始大规模南下劫掠晋国边邑。
朝堂之上,晋景公召集众卿商议。
执政的栾书主张:“赤狄扰边,不过是疥癣之疾。如今齐楚相争于泗上,越国又蠢蠢欲动,此乃天下剧变之机。我晋国当养精蓄锐,坐观其变,待时而动,岂能因边狄小事而分散精力?”
赵朔出列反对:“执政之言,朔不敢苟同。正因为天下将乱,我晋国后方更需稳固!赤狄虽非强敌,然其来去如风,劫掠成性。若置之不理,边民涂炭,国土日削,何以聚民心、积国力?且狄患不平,他日我晋国若欲东出争霸,岂非腹背受敌?朔请命率赵氏之兵,北击赤狄,以靖边患!”
赵朔的考虑更为深远。一方面,平定狄患是保障封地和晋国整体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难得的练兵和积累战功的机会,能进一步增强赵氏在军中的影响力和实力。与西秦的暗中交易,已为他提供了部分战马和粮食,正好用于此次军事行动。
晋景公权衡再三,最终同意了赵朔的请求。他亦知内部卿族争斗激烈,需要平衡。让赵氏去应对狄患,既可安定边境,也可避免赵朔过多插手东方事务,与栾氏等产生直接冲突。
于是,赵朔整顿兵马,以赵氏家臣程婴等为臂膀,北上迎击赤狄。晋国的注意力,暂时被牵引向了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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