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会后,袁天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这是县政府大楼西侧尽头的一个单间,位置偏僻。推开门,一股陈年灰尘混合着劣质涂料的气味扑面而来。
墙壁是早已泛黄的白灰墙,上面残留着几处颜色更深的方形印记,显然是前任留下的旧挂历或奖状被摘除后的痕迹。
一张老式的、漆面斑驳脱落的办公桌,一把坐上去吱呀作响的木椅,一个文件柜的柜门关不严实,露出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纸张边缘已经卷曲泛黄的旧档案。
唯一的“现代化”设备是一部老旧的红色拨盘电话机,安静地趴在桌角。窗户对着后院,几棵高大的杨树挡住了大部分光线,只在地板上投下摇曳的、破碎的光斑。
窗外,是林城县灰扑扑的街景:低矮的、样式雷同的楼房,蒙着灰尘的店铺招牌,偶尔驶过的拖拉机和农用三轮车发出巨大的轰鸣。
袁天走到窗前,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是县城特有的味道——尘土、劣质煤烟、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牲畜粪便气息。他放下行囊,手指拂过粗糙的桌面,留下清晰的指痕。
这里的一切都与他熟悉的窗明几净的实验室、资料浩如烟海的图书馆、讨论前沿问题的学术沙龙截然不同。一种强烈的“水土不服”感,如同冰冷的潮水,从脚底悄然漫上心头。
他不能等。知识分子的清高和书斋里的构想,在这里只会成为无用的标签。他必须沉下去,沉到这片陌生的土地深处,看清它真实的脉络和痛点。
接下来的日子,袁天像一个闯入者,开始了笨拙而执着的调研。
他去了县郊的几家乡镇企业。一家生产粗陶器的小厂,车间里弥漫着刺鼻的粉尘和泥浆味。轰鸣的机器旁,工人们穿着沾满泥污的工作服忙碌着。
袁天找到厂长,试图了解生产线的能耗数据、成品率波动情况。
厂长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皮肤黝黑粗糙,手指关节粗大,他皱着眉头,像听天书一样听着袁天嘴里蹦出的“单位能耗”、“良品率控制”、“数据建模”,最后不耐烦地挥挥手:“袁县长,您说的这些太深奥了!俺们就靠老师傅的经验,火候到了没到,眼睛一看,手一摸就知道!现在愁的是煤价又涨了,烧一窑的成本太高,贷款能不能再给批点?利息能不能再低点?”
在另一个号称有“科技含量”的农产品加工厂,袁天看到所谓的“新设备”不过是几台贴了新标签的二手货。
他询问负责人关于原材料采购的供应链数据、市场销售预测模型。那位穿着不合身西装的负责人搓着手,满脸堆笑:“袁县长,您关心这个,我们太感谢了!数据……都在会计那本账上呢,就是不太全。
我们现在最头疼的是销路打不开,隔壁县跟我们抢市场,压价压得太狠了!县里能不能帮忙协调点政策补贴?或者给联系几个大点的采购商?”
深入乡镇,情况并无二致。在向阳乡的田间地头,袁天蹲在田埂上,试图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农交流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智能预警系统。
老农吧嗒着旱烟袋,浑浊的眼睛里满是茫然和不解:“啥配方?啥预警?俺种了一辈子地,啥时候下种,啥时候追肥,老天爷的脸色和祖宗传下来的节气歌比啥都准!虫子?看见了就打药呗!
现在这农药贵得很,政府要是能发点便宜的,或者补贴点钱买药,那才是帮了大忙!”
一次次碰壁,如同冰冷的雨水,浇熄了袁天最初那点不切实际的热情。他带下去的专业术语、精心准备的问题提纲,在现实的坚硬壁垒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甚至可笑。
他清晰地感觉到一道巨大的鸿沟横亘在眼前:一边是他所熟知的、追求效率与精确的科技世界,另一边是林城这片土地上人们最直接、最迫切的生存需求——贷款、补贴、销路、更便宜的农资。
他的“高科技”,在这里像一件华丽而不合身的礼服,不仅无法御寒,反而成了行动的累赘。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感和孤独感攫住了他。
夜晚,在昏暗的台灯下整理着那些几乎空白的调研笔记,窗外县城零星的灯火显得遥远而陌生。他开始怀疑,自己背上的行囊里装载的知识和抱负,是否真的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生根发芽的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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