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天倾：我为大明续三百年 第269章 东林党的“反扑”—国本之争

当“天子号”列车载着帝国最高统治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风驰电掣般地行驶在京津之间的钢铁轨道上时，它所碾压的，不仅仅是二百六十里的空间距离，更是二百多年来，积淀在大明士绅阶层心中，那套根深蒂固、自以为牢不可破的传统时空观念与价值体系。

顾昭那一连串眼花缭乱、令人目不暇接的大手笔——无论是对外彻底击溃建州、对内提出“海外建国”以图削藩，还是兴建工厂、推广格物、修筑铁路——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就如同一次次剧烈的地震，猛烈地冲击着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也终于，引发了一场酝酿已久、来自传统势力最核心、最猛烈的反噬。

这股反扑的力量，其源头，正是那个曾经在晚明政坛上呼风唤雨、如今虽在表面上被打压，但其影响力依旧如盘根错节的老树般，深植于江南士绅集团与全国读书人心中的——东林党。

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再任由顾昭这样“胡闹”下去，他们所赖以生存的一切，都将被彻底颠覆。顾昭所做的一切，看似是在强国，但其内核，却是在用一种全新的、以“实用”和“格物”为核心的思想，来取代他们信奉了千百年的程朱理学。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政见之争，而是“道统”之争，是“国本”之争！这是要挖他们的根！

于是，一场精心策划、声势浩大的舆论风暴，以江南为中心，骤然席卷全国。

风暴的核心，是一份由江南文坛领袖、前礼部侍郎、亦是顾昭曾经的秘密盟友——钱谦益领衔，联合了全国数百位名震一方的大儒宿老，联名签署的《泣血谏圣君，固我大明道统万言书》。

这份万言书，其用心之险恶，其文笔之煽动，堪称达到了文人弄墨的极致。

它通篇不谈顾昭平定建州的赫赫战功，也不提新政给国家财政带来的明显好转，而是巧妙地绕开了所有对顾昭有利的实务层面，直接从最高蹈、最虚无、也最能蛊惑人心的“道统”与“国本”问题上，发起了致命的攻击。

文章开篇，便以泣血椎心之笔，痛陈当今“圣学旁落，人心浮躁”之危局。紧接着，笔锋一转，直指顾昭在京郊设立的西山书院。

“……顾昭以武臣之身，干预文教，实乃本末倒置！其西山书院，不授《四书五经》，不讲圣人微言大-义，反教授所谓‘格物致知’之学，此与先秦墨家何异？昔日始皇帝焚书坑儒，独尊法术，天下苦之。今顾昭废黜百家，独尊墨术，其心可诛！程朱理学，乃我大明立国二百余年之国本，是维系天下纲常伦理之基石，岂容此等‘夷狄之学’所动摇？此乃以夷变夏，乱我华夏之根基也！”

檄文将西山书院的科学教育，直接打-成了动摇国本的“墨家妖术”，将顾昭，比作了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这是诛心之论！

而后，万言书又将矛头，对准了刚刚通车的京津铁路和日益兴盛的天津工业。

“……修铁路，造火轮，此等奇技淫巧，看似便捷，实则耗费民脂民膏无数，与民争利，徒增奢靡之风！圣人治国，当以王道教化为本，劝课农桑，轻徭薄赋。今顾昭所为，乃霸道之术，崇尚机巧暴力，与圣人之道，背道而驰！长此以往，民心将不念稼穑之本，反逐工商之末利，国将不国！此乃舍本逐末，祸国殃民之举也！”

他们绝口不提铁路在军事调动和物资运输上的巨大战略价值，只揪住“耗费钱粮”和“奇技淫巧”这两点，将其上升到“王道”与“霸道”之争的高度。

这封万言书，通过各种渠道，以极快的速度，传遍了全国的府学、县学，在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人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而钱谦益等人，更是暗中使力，将这场风暴的中心，引向了帝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国子监。

在某些别有用心的博士、学正的煽动下，数千名来自全国各地、自诩为“圣人门徒”、“清流砥柱”的国子监太学生们，热血上头，群情激奋。他们身穿青衿，头戴方巾，聚集在国子监那古老而庄严的牌楼之下，席地而坐，高举着“尊孔复古，罢黜顾贼”、“禁绝妖术，重振儒风”的横幅，开始了声势浩大的静坐请愿。

一时间，整个京师，为之震动。

从江南的口诛笔伐，到京师的学潮汹涌，这场席卷全国的、关于“祖制”与“维新”的思想大论战，正式爆发。

……

面对这突如其来、且精准地打-在意识形态要害上的汹涌舆论，即便是顾昭麾下的情报机构，也感到了一丝棘手。动用武力镇压？那只会坐实他“武夫当国，嚣张跋扈”的罪名，正中对方下怀。

然而，顾昭的应对，却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他没有调动一兵一卒，也没有去查封任何一家散播檄文的书局。他只是做了一件事——利用自己创办的、已经成为京城内外最重要信息来源的《大明皇家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一份措辞谦和、却又充满了强大自信的公告。

公告的内容，很简单：

“镇国公顾昭，敬告天下儒林学子：闻钱谦益老先生等名儒宿老，忧心国是，上万言书，拳拳之心，可昭日月。又闻国子监诸生，为护卫道统，静坐请愿，其志可嘉。然则，何为国本？何以兴国？此等大-事，非一人之私见，宜当公之于众，辩之于理。故，顾某不才，三日之后，于西山书院大讲堂，诚邀钱谦益、黄道周等名儒代表，以及国子监学生代表，效仿古人，共襄一场‘稷下之辩’。届时，朝廷诸公、京中士绅、媒体报社，皆可列席旁听。你我双方，各陈其说，以理服人，不以势压人。孰是孰非，交由天下公论！”

此公告一出，满城哗然！

谁也没想到，面对千夫所指，顾昭非但没有退缩，反而选择了一种最为直接、最为自信、也最为“光明正大”的方式——公开辩论！

他这是要凭一己之力，挑战整个大明朝的传统儒家思想体系！

这份公告，同样也摆在了乾清宫内，崇祯皇帝的御案之上。

不得不说，东林党的这次反扑，极其精准地，打-在了崇祯皇帝的软肋之上。作为一个从小接受最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长大的天子，“道统”、“祖制”、“纲常伦理”，这些词汇，在他的心中，拥有着近乎神圣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他也曾为铁路的神速而震撼，也曾为新军的战力而欣喜。但当钱谦益那封万言书摆在他面前，将这一切都上升到“以夷变夏”、“动摇国本”的高度时，他再一次，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深深的摇摆和焦虑之中。

顾昭的改革，真的……会摧毁大明立国的根基吗？自己如此支持他，会不会真的成为一个背弃祖宗、动摇社稷的千古罪人？

这种源自世界观最深处的恐惧，让他寝食难安。

因此，当顾昭提出要举行一场公开辩论时，他几乎没有丝毫犹豫，便默许了。他也想看一看，他急切地想亲眼看一看，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这位镇国公，到底要如何应对这来自整个传统思想世界的雷霆一击。

他，崇祯皇帝，将是这场世纪大辩论，最重要的那名“观众”，以及，最终的“裁判”。

三日之后，西山之巅。一场必将载入史册的思想交锋，即将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