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快点!再晚报名点就关门了!”
刘学红拽着洗得发白、边角起毛的蓝布褂子,跟一群知青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疯跑,布鞋底磨得薄如蝉翼,再跑两步都要彻底磨穿,脚底板传来阵阵刺痛。
十月的日头依旧毒辣,晒得人后颈脱皮、浑身冒汗,十几里路狂奔下来,她嗓子眼干得冒火,像塞了一团烧红的棉絮,连咽口水都疼,裤腿上沾满了厚厚的黄泥巴,一甩就往下掉渣,脸上也溅得脏兮兮的,却半点顾不上擦。
终于,在公社报名点的木门快要关上的瞬间,他们冲了进去。刘学红扶着门框大口喘气,胸口剧烈起伏,手指颤抖着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皱巴巴的五毛钱。
那是她省了整整半个月的口粮钱,顿顿啃窝头、喝稀粥,硬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这五毛钱,是北京特意定的报名费,初衷就是不增加群众负担,却成了她换取未来的唯一筹码,一张薄薄的、能改变命运的报名表,被她捧在手里,仿佛捧着稀世珍宝。
报完名的喜悦,像泡沫似的,没持续半天就碎得彻底,现实兜头给了她一记闷棍。
作为京郊密云县林业队的知青,她每天的活计排得满满当当,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天不亮就背着竹筐上山剪枝,指尖被树枝划破,渗出血珠就随便用衣角擦一擦。
中午顶着正午的大太阳给果树配药,刺鼻的农药味呛得人头晕恶心,汗水顺着脸颊流进眼睛,涩得生疼。
傍晚还要蹲在果园里摘果装箱,弯腰弓背好几个小时,一天下来腰硬得像块木板,直都直不起来,连吃饭都握不住筷子。
可恢复高考的消息,早已像春雷般炸响全国,从城市到乡村,从军营到农场,无数被命运困住的年轻人,都疯了似的抓住这根救命稻草。
全国足足570万人报考,录取率却只有4.9%,几乎是三十个人里才能考上一个,这么难得的机会,她哪敢有半分松劲?
她只能争分夺秒,把所有能利用的时间都榨干。白天在大队拼命干活,不敢有半点偷懒,生怕被扣工分,晚上拖着灌了铅似的身体,一头扎进复习里,体力劳动加脑力劳动的双重压榨,压得她喘不过气,可她连抱怨都不敢有。
这是她唯一能跳出山窝、摆脱知青命运的机会。
“学红,歇会儿呗!太阳太毒,再晒就中暑了!”
队友挥着手,招呼她躲到树荫下喝口水、喘口气。
刘学红却摆了摆手,从口袋里摸出本卷边卷得厉害的中学课本,那是她好不容易借来的,纸页都泛黄发脆,她蹲在田埂上,不顾地上的泥土,立刻翻了起来,眼神死死盯着上面的公式,生怕错过一个字。
刚背没两句三角函数,旁边树底下抽烟的老乡就笑开了,烟袋锅子敲着石头“吧嗒”响,语气里满是嘲讽:“丫头片子还想考大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们庄稼人这辈子就跟土地打交道,你一个城里来的知青,也想跳出这山窝?纯属瞎折腾!”
这话像针似的,狠狠扎进刘学红的心里,疼得她指尖发颤,可她却没抬头,也没反驳,只是把课本攥得更紧,指甲都嵌进了纸页里,心里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你们等着,我偏要试试!我偏要考上大学,让你们看看,我能跳出这山窝,能活出个人样来!
比干活更难的,是复习资料的匮乏。
那时候,市面上根本没有成套的复习题,甚至连一本完整的课本都难找,“有老课本吗?”
成了当时熟人见面最常说的话,大家都是有啥学啥,凑啥看啥。刘学红的母亲托遍了单位的同事,跑断了腿,才淘到几套文革前的历史卷子,纸都泛黄发脆,上面还有前人画的勾勾画画、写的批注,有的地方甚至被水浸得模糊不清,可她却视若珍宝,小心翼翼地压在枕头底下,每天翻来覆去地看。
她自己更是像挖宝似的,跑遍了所有同学家,终于在一个老同学家的箱底,翻出本父亲当年的高中数学教材,书皮早就掉光了,书页也散了边,她找来了粗线,一针一线地缝了三遍,才放心地拿在手里复习,生怕一不小心就把这本“救命教材”弄坏了。
“万变不离其宗,课本才是根!
”刘学红咬着牙,把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五科课本,翻得卷边又起皱,纸页都被磨得发亮,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有的地方甚至写了好几层,看不清了就用铅笔轻轻描一遍。
白天干活的间隙,她就把难记的公式写在手心、手背,给果树浇水的时候,趁水流慢的空档,就低头瞅两眼,哪怕只有十几秒。
晚上回到知青点,煤油灯昏黄的光线下,她趴在简陋的木板床上刷题,灯光暗得看不清字迹,就把脸凑得离书本很近,眼皮打架了,就用凉水洗把脸,刺骨的凉水浇在脸上,瞬间清醒,常常熬到后半夜,鼻孔里、头发上,全都是刺鼻的煤油味,手上也沾着墨渍,洗都洗不掉。
语文她倒不怵,在生产队里,她一直负责写宣传稿、读报纸,字写得工整,文笔也利落,乡亲们都夸她“比村里的先生写得还好”。
政治就靠听大队的旧收音机、看捡来的旧报纸,国内外大事记得门儿清,甚至能把报纸上的社论背下来。
最头疼的是数学,高中毕业后,她在林业队干了两年,剪枝、施肥、配药、摘果,那些繁复的公式定理,早就被田间地头的劳作无情占据,好多都还给了老师,她只能抱着那本缝补过的老教材从头啃,一道题反复演算十几遍,草稿纸堆得像小山,写错了就揉成团扔在一边,指尖都被铅笔磨出了茧子。
离考试只剩半个月时,知青们集体向大队请假,回城冲刺。
大家都知道,这最后半个月,是决定命运的关键。刘学红一到家,母亲就把她反锁在小屋里,端来做好的窝头和咸菜,语气坚定:“啥也别管,啥也别想,专心复习!就算天塌下来,娘也替你顶着!”
可总有不长眼的同学来捣乱。
有的是本身就不想好好考试,来这儿闲聊打发时间;有的是应付父母报了名,根本没复习,想来蹭她的复习笔记和答案,敲门声此起彼伏,吵得她根本静不下心。
“学红,出来玩会儿呗!高考哪有那么好考?全国570万人抢那点名额,你能考上才怪!”
“就是,不如跟我们去看电影,别在屋里瞎费劲了!就算考不上,不还有招工回城的机会吗?”
刘学红心里清楚,这一年的高考,对很多人来说,只是走个形式。
那些已经有了稳定工作、日子过得高枕无忧的年轻人,报名只是应付父母,根本没把考试当回事。
还有不少人,只是抱着“试试”的心态,考得上就上,考不上也无所谓,所以高考临近前,个别地方的氛围并不紧张。
可对她来说,这不是形式,不是试试,而是逆天改命的唯一机会!是她摆脱知青身份、走进梦想校园的唯一希望!她输不起,也不能输!
刘学红咬着牙,死死攥着笔,不吭声,悄悄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用广播里的新闻,盖住外面的敲门声和闲聊声,眼神依旧死死盯着书本,哪怕外面吵得再厉害,也动摇不了她复习的决心。
直到离考试只剩三天,这些骚扰才终于停了。
全国都在为高考沸腾,街头巷尾的大爷大妈,凑在一起聊的都是考题和复习方法;新华书店里,挤满了抢复习资料的考生和家长,一套文革前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创下了数千万册的发行纪录,连平日里最热闹的电影院,都变得冷清起来,谁还敢来添乱?
可骚扰停了,新的难题又接踵而至,像一块巨石,压得她喘不过气:考理科还是文科?
最初,刘学红铁了心要考理科,要报她从小就喜欢的物理系。
她心里有底气,也有优势。在那些远离书本八年、早已把知识忘得一干二净的老知青面前,她算是考生中的绝对幸运者:她所在的部队子弟小学,在文革期间几乎未受冲击,她的基础教育没断;及至初中,她又恰逢教育整顿,全员得以直升高中,学业底子比同龄人厚实太多。
可即便如此,随着复习的逐步深入,那些理科繁复的公式、定理,还是被高中毕业后两年的田间劳作,无情地覆盖、遗忘。她对着一道复杂的力学题,盯着看了半天,脑子一片空白,连最基础的解题思路都想不起来,急得直掉眼泪,胸口又闷又疼,那种无力感,几乎要把她击垮。
“稳妥点,改文科吧!”母亲端着水走进来,看着她通红的眼睛,心疼地劝她,“你的语文和政治那么好,底子扎实,考文科的胜算更大!理科太费脑子,你这两年干重活,脑子早就钝了,别跟自己较劲,咱们输不起啊!”
刘学红咬了咬牙,眼泪砸在课本上,晕开一小片墨迹。她伸手,把那本陪伴了她许久的物理课本,狠狠塞进箱子底,压在最下面。
梦想虽好,可她输不起,这是她唯一能离开农村、摆脱知青命运的机会,她不能因为一时的执念,赌上自己的未来!
可文科报啥专业?
又成了新的难题。知青们私下里都传,“中文系出来就是当老师,一辈子困在教室里,没出息”,刘学红头摇得像拨浪鼓,眼神坚定:她可不想一辈子待在教室里,重复着枯燥的日子,她要走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茫然、犹豫和复习的巨大压力,像一张网,紧紧裹挟着她,让她喘不过气;而这样的迷茫,也裹挟着那年全国570万高考生中的大多数人。
他们都想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却又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努力。
一天,刘学红实在复习累了,就出门散步,想透透气,没想到,在胡同口偶遇了一位中学同窗。
久别重逢,两人有说不完的话,话题很快就转到了高考上。
“你报啥专业啊?”同窗笑着问她,眼里满是期待。
“还没定呢,不想当老师,其他的也不知道报啥。”
刘学红叹了口气,语气里满是茫然和焦虑。
“那报新闻啊!”同窗眼睛一亮,凑到她身边,说得眉飞色舞,“我听我哥说,大学里有新闻专业,毕业能当记者,满世界跑,采访大人物,报道新鲜事,比当老师自在多了,还能见识不一样的风景!”
“新闻?” 刘学红眼睛猛地一亮,像是黑暗中抓住了一束光。她天天在生产队读报纸、写宣传稿,却从没听说过,还有这样一个专业。她急切地追问:“真能到处跑?不用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
“那可不!” 同窗拍着胸脯保证,“记者就是要走南闯北,哪里有新闻,就去哪里,比咱们在农村里熬日子,强太多了!”
刘学红的心一下子活了!她在生产队写宣传稿、读报纸的功底可不是吹的,文笔好、脑子活,这不正好对口吗?一股莫名的自信,从心底涌了上来,压过了所有的迷茫和焦虑。
有了这样的底气和自信,刘学红毫不犹豫地打定主意:就报新闻专业!
等她回到家,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报考资料才知道,当时的北京,仅两所高校开设了新闻类专业:一所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另一所是北京广播学院的新闻采编专业。
后者当时每届只招收30人,竞争比北大还要激烈。
聊胜于无。哪怕还不知道新闻专业具体学什么,哪怕对未来还有些迷茫,刘学红还是就这样,定下了学新闻的意向——只要能离开农村,只要能考上大学,只要能摆脱知青的命运,她就满足了。
后来,在填报志愿的那天,刘学红握着笔,手还有些颤抖,在第一志愿栏内,一笔一划、郑重其事地填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第二志愿,她填了“北京广播学院的新闻采编”;至于第三志愿,她未曾多想,随手补上了她自以为也挺喜欢的南京大学天文系。
那只是她给自己留的一个退路,她的心思,自始至终都在北大身上。
放下笔的那一刻,刘学红望着窗外飘落的枯叶,心里既紧张又期待,胸口像揣了一只小兔子,“咚咚”狂跳。备考的苦、旁人的嘲笑、资料的匮乏、内心的迷茫,所有的委屈和辛苦,在这一刻,仿佛都不算啥。
只要能考上北大,只要能走进那所她梦寐以求的校园,所有的付出,就都值了!
她之所以铁了心要报考北京大学,说到底,还是骨子里的不服输在较劲。
一提起“北京大学”这四个字,刘学红就想起了当年那个被抢走的工农兵大学生名额,想起了自己和北大失之交臂的遗憾;想起了那次专门坐32路公交车,远远眺望北大的场景——32路的车铃叮当作响,她扒着车窗,久久痴望着北京大学高高的石墙和古老的校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喃喃自语:“如果有朝一日,自己也能进到这个校园里读书,该多好!”
想到这些,一股无名的韧劲和不服输的劲头,瞬间涌上心头,驱散了所有的紧张和胆怯。
她走到镜子前,握紧拳头,对着镜子里那个面色憔悴、却眼神坚定的自己,一字一句地说:“刘学红,加油!你一定能行!这一次,你绝不会再错过!”
她暗下决心,这一次,她要凭自己的真本事,凭自己的努力,考进这所她心目中的知识殿堂,把当年失去的,全部都拿回来!她要让所有嘲笑她、看不起她的人,都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