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又一春 第602章 裸考的悲哀

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在整个小镇炸开了锅。

余灵芳蹲在灶台边，一边烧火做饭，一边听着隔壁邻居议论报名的事，心里像揣了只乱撞的兔子，犹豫得寝食难安。

她太清楚自己的底子了。

中学没念完就赶上特殊时期，跟着知青们下地干活，后来当了民办老师，也只是凭着一股韧劲自学了点基础知识，跟正经读书的学生比，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可看着身边的知青、代课老师都挤着报名，那种藏在心底多年的大学梦，像野草一样疯长，最终还是战胜了心底的胆怯。

最让她犯难的是复习资料，那时候书本奇缺，有钱都买不到。

她厚着脸皮，找以前教过的、已经回城的学生借了本卷边发黄的旧课本，封面都掉了一半，里面的字迹密密麻麻，还有不少前人画的重点。

白天，她要带着几十个农村孩子认字母、学算术，忙得脚不沾地；到了晚上，等孩子们都放学回家，她就点起一盏煤油灯，借着微弱的火苗翻课本，煤油味呛得她喉咙发紧，眼睛熬得发酸，也只能硬撑着看几页，这就算是她唯一的“复习”了。

走进考场的那一刻，余灵芳的腿都在打软。

土坯砌的考场，木质课桌歪歪扭扭，桌面坑坑洼洼，上面还刻着乱七八糟的字迹，监考老师拿着花名册，眼神严肃地来回走动，空气里都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她找好自己的位置坐下，手心攥得全是汗，连笔都差点握不住，心里一个劲地打鼓：完了完了，这么多人，自己肯定考不上。

政治试卷发下来，余灵芳松了口气，又瞬间提了心。

上面的题大多是时事热点，她平时没事就听村里的广播，偶尔也会借报纸看，凭着这些零散的积累，勉强能写出答案，可每写一个字，都要琢磨半天，生怕答得不对。

可翻到数学试卷，她瞬间懵了。卷面上的函数、几何题，那些陌生的公式和图形，像天书一样扎得她眼睛发疼，很多知识点她压根没学过，连题干都读不懂。

她咬着嘴唇，笔尖在草稿纸上胡乱画着，半天写不出一个完整的步骤，耳边全是周围考生笔尖划过试卷的沙沙声，那声音像针一样扎在她心上，越听越慌，最后只能硬着头皮，写了几个模糊的步骤，心里没一点底，只觉得这科彻底砸了。

最让她头疼的还是语文。

文言文部分，那些晦涩难懂的字句，她几乎一个都看不懂，只能凭着字面意思瞎猜，连蒙带骗地写了几句；现代文阅读还好些，凭着自己当老师的语感，勉强能答个大概，可到了作文题，她盯着试卷上的两个题目，彻底卡壳了。

“跟着华/主/席，永唱东方红”和“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读起”，两个题目摆在眼前，她盯着看了足足十几分钟，笔尖悬在纸上，就是落不下去。

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自己当民办老师的日子：破旧的教室，孩子们冻得通红却依旧渴望知识的眼神，自己偷偷在煤油灯下自学英语、备课的夜晚，还有下地干活间隙，偷偷翻书的狼狈。

最终，她深吸一口气，笔尖落下，选择了第二个题目。

她写道：“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就像我们这些在田埂上、课堂里坚守的人，没有像样的课本，没有充足的时间，却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在黑暗里摸索前行，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能迎来曙光。

”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优美的句式，可每一个字都饱含真情，把自己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期盼，还有这些年的委屈与坚持，都写进了作文里。

考完试，余灵芳走出考场，冷风一吹，她打了个寒颤，心里五味杂陈。她清楚地知道，自己考得不好，大概率是没希望了，可她一点都不后悔。

至少她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为自己的人生争取了一次机会，没有留下遗憾。

她沿着田埂往村里走，脚下的泥土沾在鞋底，沉甸甸的。

想起中学时，跟着知青们在田埂上劳动的日子，顶着烈日除草、收割，汗水湿透了衣衫；想起那些偷偷看书的夜晚，怕被人说“不务正业”，只能躲在柴房里，借着月光翻书，连大气都不敢喘。

忽然觉得，这场毫无准备的“裸考”，更像是对自己多年坚持的一场致敬，无关输赢，只为不负自己。

余灵芳的经历，不是个例。程东方和她一样，也是这场高考的“裸考者”，他们的故事，是1977年无数考生的缩影。

那一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全国，570多万考生，怀揣着同一个梦想，走进了考场。

其中不乏像他们这样的“老三届”毕业生，有的在工厂上班，每天围着生产线转；有的在农村插队，面朝黄土背朝天；有的已经成家立业，上有老下有小，却因为一纸高考通知，重新拾起了尘封多年的课本。

他们没有充足的复习时间，有的只复习了十几天，有的甚至连课本都没看完；没有完整的复习资料，有的只有一本旧课本，有的只能借别人的笔记抄。

可他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一份对知识的渴望，一份对命运的不服输。

他们知道，这是被耽误十年后，唯一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那些日子里，招待所的房间里，夜夜灯火通明，总能看到考生们熬夜背书的身影，有的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笔记；田埂上、工厂里，休息间隙，总能听到有人凑在一起，讨论考题、背诵知识点，哪怕只有几分钟，也不肯浪费；煤油灯下，无数人在残缺的课本上写写画画，字迹密密麻麻，试图把浪费的十年时间，一点点补回来。

他们的复习条件艰苦得让人难以想象：有的考生没有笔记本，就用硬纸板代替，把知识点一笔一划抄在上面，揣在怀里，随时翻看；有的把公式抄在手上、胳膊上，生怕记不住；有的甚至没有煤油灯，就借着月光看书，眼睛熬得布满血丝，也没人抱怨，没人放弃。

因为他们太清楚，错过这一次，可能就再也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了。

程东方考完试，就回到了塑料厂，继续盯着嘈杂的生产线，机器的轰鸣声震得耳朵发疼，可他心里却多了一份牵挂，一份期待。

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甚至不敢去想，可闲下来的时候，总会想起考场上那道“苦战”作文题，想起那些熬夜复习的夜晚，想起自己不甘心一辈子困在工厂里的执念，心里就多了一份盼头。

余灵芳也回到了小学，继续教孩子们认字母、学算术，课堂上的她，依旧温柔认真，可她总会在课余时间，翻一翻那本借来的旧课本，指尖划过那些泛黄的字迹，心里默默期盼着奇迹的发生。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她也不想放弃。

同样的考场，同样的木质课桌，同样紧张到攥出汗的手心，同样对未来的期盼与忐忑。

1977年的冬天，全国570万考生，坐在各自的位置上，用笔书写着自己的希望，命运的齿轮，也在这一刻，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转动。

有人的考试平静如水，笔尖划过试卷的沙沙声，比呼吸还轻，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可有人的经历，却堪称惊心动魄，比如黄白考场那两个“天选粗心蛋”，至今想起，都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当年的语文试卷，压根没给作文题标红加粗，小小的一行字，混在阅读理解的后面，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这俩大哥，愣是从头到尾没看着作文题，认认真真答完了前面的题目，出了考场还拽着黄白纳闷：“哎，黄白，今年咋取消作文了？是不是高考政策变了？”

黄白指着他们试卷上那行不起眼的小字，差点笑喷：“取消个啥？作文题在这呢！你们俩眼瞎啊？”

俩人凑过去一看，当场石化，脸白得跟纸似的，腿都软了，站在原地半天说不出话。

要知道，当年作文占了语文成绩的半壁江山，这俩人直接空着作文交卷，相当于直接放弃了一半的分数，上大学的机会，直接被自己这波粗心操作作没了，俩人肠子都悔青了，蹲在考场门口，差点哭晕过去，真是哭都找不到调。

有人栽在作文上，抱憾离场；有人却凭着一篇作文，一飞冲天，逆风翻盘。

而对刘学红来说，大学这两个字，近得能闻见校园里的槐花香，远得却像隔着万水千山，可望而不可即。

大学对于刘学红，距离似乎很近。

因为她的家，就在大学校园内，从小看着大学生们背着书包进出校园，听着校园里的朗朗书声，她对大学的向往，比任何人都强烈。

可距离又似乎格外遥远。

她曾经有过一次上大学的机会，却眼睁睁地被身边的人“抢”走了，那一次，彻底断了她上大学的念想，让她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与大学无缘了。

可她不知道，命运中的一次次捉弄，一次次挫折，似乎都是为了让她日后一飞冲天，所做的铺垫与考验。

刘学红求学的阶梯，在高中毕业之后，就彻底中断了。

那个年代，高中毕业生的出路少得可怜：除了极个别符合留城条件的，能去工厂当工人，或者应征入伍当兵，其他绝大多数高中毕业生，都难逃上山下乡的命运，只能背着行李，去广阔天地插队落户，面朝黄土背朝天。

那时候，虽然也有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可对当时的刘学红来讲，上大学似乎是一件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那不是靠个人努力就能实现的人生之梦。

因为，能否上大学的权力，根本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想上大学？只能靠“推荐”。

可这所谓的“推荐”，看似公平，实则藏着太多门道，要经过好几道关卡：首先是群众推荐，然后是领导批准。

可谁都清楚，群众推荐只是个幌子，领导批准才是真格的。至于领导依据什么标准来批准，没人说得清，只有天知道。

刘学红跟一起插队的知青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如果想要有被推荐上大学的可能，自己能做的，就是拼尽全力往好了表现。

争当先进，积极入组织，还要当众表态，愿意扎根农村，干一辈子农活。

按照当时推荐的逻辑，谁的手上有厚厚的老茧，谁跟领导的关系好，谁会来事，谁才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

在这种“领导认可优先”的选拔方式面前，个人的理想抱负、知识水平，根本一文不值。

哪怕你才华横溢，哪怕你成绩优异，只要领导不认可，只要你不会讨好奉承，就只能一辈子困在农村，与大学梦绝缘。

在那被整个社会渲染的激情岁月里，为了向优秀插队知青学习，为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1976年初，刘学红和学校其他11名高中毕业生一起，主动放弃了在离北京较近、条件相对优越的密云平原地区插队的机会，毅然决然地要求到最艰苦的山区去“改天换地”。

那时候的她，心里揣着一股热乎劲，满脑子都是理想与抱负，想着凭着自己的知识和力气，在农村干出一番名堂，用自己的努力，改变山区的命运，也改变自己的命运。

可她万万没想到，现实很快就给了她一记响亮的闷棍，把她的理想狠狠摔在地上，碎得支离破碎。

她被分配到了山区的林业队，而在这里，衡量一个人的唯一标准，就是体力！

挖树坑、挑大粪、扛树苗，不管你以前是什么身份，不管你有多少才华，只要能干重活，能挣工分，就是“好同志”。

刘学红从小在校园里长大，细皮嫩肉的，哪里干过这么重的活？

没几天，她的手就磨出了厚厚的老茧，有的地方还磨破了皮，渗出血丝，贴上布条继续干；肩膀被扁担压得红肿不堪，晚上躺在床上，疼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可比起身体上的疲惫，心里的憋屈和不甘，更让她难熬。

她想起自己中学时的模样：是班里的物理科代表，脑子灵，肯努力，次次考试都是满分，唯一一次考了90分，全年级都炸开了锅，老师和同学都为她惋惜。

可如今，这些才华、这些骄傲，在林业队里，毫无用武之地，连一点价值都体现不出来。

偶尔，大队办广播站，需要人写稿子、念广播，或者排文艺汇演，大家都会想到她，她也心甘情愿地帮忙，可这些都是义务劳动，半分工分都换不来，顶多能得到一句口头表扬。

看着身边那些没什么文化、却能靠体力挣高分的人，刘学红心里满是委屈，却又无可奈何。

她知道，在这样的环境里，她的才华，一文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