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又一春 第506章 临走时开始反悔

自那夜从孙队长家狼狈退出后，郑伟真的再也没踏过孙家的门槛半步。

头道沟的冬日来得早，寒风卷着雪沫子刮在脸上，像细小的冰碴子扎人，田间的土地冻得硬邦邦，一镐下去只留一个白印。

集体出工的时候，郑伟总故意往队伍最末尾钻，可越是躲避，越容易和孙队长撞个正着。

孙队长手里攥着磨得发亮的锄头，裤脚沾满了冻泥，见了他，总会停下动作，用粗糙的手掌蹭了蹭额头的汗珠，语气听着随意，眼神却藏着探究：“小郑啊，最近咋不来家睡了？你之前睡的西炕，我让小芳每天都烧着，暖烘烘的，比知青宿舍那漏风的土炕强十倍。”

郑伟握着锄头的手紧了紧，指节泛白，脸上扯出的笑容比哭还难看，那些在心里演练了上百遍的说辞，此刻从嘴里说出来，还是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僵硬：“孙队长，谢谢您和婶子的照看，我记在心里。现在知青宿舍空出了床位，和伙伴们挤挤热闹，也能互相有个照应，就不再叨扰您一家了，免得给您添麻烦。”

他不敢看孙队长的眼睛，目光死死盯着脚下的冻土，能清晰地感觉到那道复杂的视线落在自己身上——有了然，有惋惜，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歉意。

孙队长沉默了几秒，只是轻轻点了点头，说了句“也好，照顾好自己”，便转身继续劳作，锄头落下的力道，似乎比往常重了几分。

两个心思通透的人，都懂彼此话里的潜台词，那层薄薄的客气，是留给对方最后的体面，谁也不愿先捅破，生怕撕破脸后，连这点表面的平和都维持不住。

孙小芳，就像一滴水融入了冬日的雪地里，悄无声息地从郑伟的生活里隐去了。

从前，清晨出工，她总会提前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等他，手里攥着两个温热的窝头，见他来了，就红着脸把窝头塞给他，转身快步跑开。

傍晚收工，两人总会故意放慢脚步，沿着田埂慢慢走，哪怕不说一句话，只听着彼此的脚步声，心里也暖暖的。

可现在，郑伟刻意绕开所有可能遇见她的地方，村口的老槐树、河边的洗衣台、孙家门前的菜园子，他都敬而远之。而孙小芳，也像是读懂了他的心思，再也没出现在他的视线里，偶尔远远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穿着洗得发白的花棉袄，扎着麻花辫，郑伟也会赶紧低下头，装作系鞋带，待身影走远，才敢抬起头，望着那抹背影，心里一阵酸楚，像被什么东西堵着，喘不过气来。

日子就这么在寒风和劳作中一天天熬过，转眼就到了腊月，年味渐渐浓了起来，社员们开始忙着腌酸菜、杀年猪，知青宿舍里也弥漫着对返城的期盼和憧憬。

一天傍晚，郑伟和知青伙伴们围坐在炕头，就着一碗白开水，啃着硬邦邦的窝头，闲聊时，一个伙伴无意间提起：“你们听说没？孙队长家的小芳，最近在和邻村的贺东强相看对象呢，就是那个长得高高壮壮、家里有三间砖瓦房的贺东强，听说孙婶子可满意了。”

“哐当”一声，郑伟手里的窝头掉在了炕席上，碎屑散落一地，他却浑然不觉，耳边嗡嗡作响，那个伙伴的话，像一根烧红的钢针，狠狠扎进了他的心脏，带来一阵钻心的剧痛。他想起孙婶子之前旁敲侧击说的话，想起孙队长那复杂的眼神，想起自己的退缩和懦弱，心里瞬间被悔恨填满。

他知道，孙小芳或许是被父母逼得走投无路，或许是对他彻底失望，才会答应去相看对象。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一遍遍地告诉自己，他们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是城里来的知青，迟早要返城，而孙小芳，注定要留在这片黑土地上，他们之间，本就没有可能。

可越是这样劝说自己，心里的痛就越强烈，夜里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全是孙小芳红着脸递给他窝头的样子，全是两人在田埂上并肩行走的身影，翻来覆去，彻夜难眠。

他以为，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很久，以为自己还要在头道沟的寒风里，继续压抑着心底的情愫，继续承受着这份煎熬。

可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

腊月廿八那天，天寒地冻，寒风像野兽一样嘶吼着，公社的邮递员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裹着厚厚的棉袄，冒着风雪，急匆匆地赶到了知青宿舍，一进门就喊：“郑伟！郑伟在吗？上海来的挂号信，招工通知！”

郑伟猛地从炕头上跳了起来，鞋都没穿好，就冲了过去，双手颤抖着接过那封沉甸甸的挂号信。

信封上印着“上海某机械厂招工办公室”的字样，熟悉的字迹，是他盼了三年的希望。

他撕开信封，指尖因为用力而发白，当“招工通知”四个大字映入眼帘时，郑伟的眼泪瞬间涌了上来，激动、期盼、解脱，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他浑身发抖，几乎要跳起来——他终于可以结束长达三年的插队生涯，终于可以重返阔别已久的上海，终于可以回到父母身边，摆脱这片让他受苦受累的黑土地了。

可喜悦过后，一丝难以言喻的怅惘，却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

他想起了孙队长一家的照看，想起了知青伙伴们一起吃苦的日子，想起了这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更想起了孙小芳。那个红着脸、心地善良的姑娘，那个默默为他付出、偷偷喜欢他的姑娘，他就要这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连一句告别都不敢和她说。

手里的招工通知，仿佛突然变得沉重起来，一边是梦寐以求的故乡和亲人，一边是心底深藏的情愫和遗憾，郑伟站在原地，陷入了两难的挣扎。

返城的日子定在腊月三十，除夕那天。天刚蒙蒙亮，窗外还飘着细碎的雪花，村口的土路上，一辆绿色的拖拉机已经停稳，发动机“突突突”地响着，冒着阵阵白气，在寂静的清晨格外刺耳。

郑伟的行李不多，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几本书，还有社员们送的酸菜、干豆角，被几个知青伙伴七手八脚地塞进了车斗。

他穿着那件来东北时带的深绿色外套，袖口和衣角都已经磨出了毛边，领口也洗得发白，那是他这三年里最体面的一件衣服。

就在他握住车斗的扶手，准备爬上去，和伙伴们告别时，一个五六岁的邻家小孩，裹着一件肥大的棉袄，小脸冻得通红，像个熟透的苹果，吭哧吭哧地从村里跑了过来，嘴里还不停地喊着：“郑伟叔！郑伟叔！等一等！”

郑伟停下动作，弯腰抱起那个小孩，声音温柔：“怎么了，小不点？”

小孩努力踮起脚尖，高高举起一个叠得整整齐齐的牛皮纸信封，用稚嫩的童音说道：“郑伟叔，一个大姐姐让我把这个给你，她说很重要，一定要亲手交给你，不能给别人看！”

郑伟心里一动，连忙接过信封，指尖传来纸张的温热，似乎还残留着某人的体温。

他匆匆塞进自己的上衣口袋，揉了揉小孩的头，笑着说：“谢谢你啊，小不点，回去吧，天这么冷。”

这些日子，得知他要返城，不少乡亲和知青伙伴都写了临别赠言，每一封他都珍重地收藏着，大多是不舍和祝福，他也一一写了回信，托付给留下的伙伴，免得当面告别太过伤感。

他以为，这封信，也和那些赠言一样，是某个乡亲或是伙伴写的。

“郑伟！快点儿！别磨蹭了！还得赶去公社坐火车呢，误了点就麻烦了！”

拖拉机手不耐烦地在驾驶座上喊着，语气里满是催促。郑伟应了一声“来了”，转身和伙伴们用力抱了抱，千言万语，最终只化作一句“以后常联系，保重”，便手忙脚乱地爬上了颠簸的车斗。

拖拉机轰鸣着，卷起一阵尘土和雪沫，缓缓驶离了头道沟，驶离了这片浸透他青春汗水和心酸遗憾的黑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