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孤注一掷
张建国的突然到访,像一盆冰水混杂着汽油,浇在了刘大芳心头那簇为夫鸣冤的火焰上——先是让她通体冰寒,随即燃起了更猛烈的、带着决绝意味的怒火。
他害怕了。他心虚了。
这个认知,彻底驱散了刘大芳最后一丝犹豫和恐惧。她不再是那个只会哭泣、抱怨、认命的农村妇女刘大芳了。丈夫的血和那句未写完的遗言,在她身上催生出了某种坚硬的东西。
她知道,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张建国这次只是试探,下一次会是什么?暗中搜查?还是更卑劣的手段?她必须在他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把证据送出去,送到一个张建国的手伸不到的地方。
镇上不能去。那个老太太说了,张建国和镇畜牧站的站长关系铁。镇派出所呢?会不会也有他的人?她不敢赌。
唯一的希望,在县城。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完全亮,刘大芳就起来了。她换上了一身最干净、但也最不起眼的深色衣服,把头发紧紧盘在脑后。她照了照镜子,里面的女人眼窝深陷,面色蜡黄,但眼神里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孤狼般的狠厉。
她把那本深蓝色日记本和那盘至关重要的录音磁带,用塑料袋层层包裹好,然后塞进一个旧的帆布包里。想了想,她又把卖猪存下的那几千块钱也揣在了贴身的口袋里。这是她的全部家当,也是她可能需要的“弹药”。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的去向,包括娘家人。她只对邻居王婶含糊地说要去县城妹妹家散散心。
清晨的薄雾中,她踏上了最早一班通往县城的城乡巴士。车子破旧,颠簸不堪,车厢里弥漫着鸡鸭粪便和汗水的混合气味。刘大芳紧紧抱着那个帆布包,像抱着自己和孩子未来的命运,眼睛死死盯着窗外飞速掠过的、依旧陌生的风景。
她的心跳得很快,不是因为害怕县城——她这辈子去县城的次数屈指可数——而是因为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
两个多小时后,巴士驶入了嘈杂的县城汽车站。高楼、车流、熙熙攘攘的人群……这一切都让刘大芳感到眩晕和无所适从。但她没有时间适应。
她拉住一个车站工作人员,笨拙地、带着浓重口音地问:“请问……公安局……在哪里?”
按照指点,她挤上了公交车,几经周折,终于站在了县公安局气派的大楼前。庄严的国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压。刘大芳在门口踌躇了片刻,攥紧了帆布包的带子,深吸一口气,低着头快步走了进去。
接待大厅里人来人往,电话声、交谈声不绝于耳。她茫然地站了一会儿,才鼓足勇气走向接待窗口。
窗口后面坐着一位年轻的女警,面容严肃。
“你好,有什么事?”女警公事公办地问。
“我……我要报案。”刘大芳的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干涩发抖。
“什么案子?盗窃?诈骗?”
“不……不是……”刘大芳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是……是命案。我男人……他可能不是自杀,是被人害的!”
女警愣了一下,神色凝重起来,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看起来朴实甚至有些土气的农村妇女:“你说详细点,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在哪里?”
刘大芳赶紧把李进上吊自杀、警察已经处理过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然后急切地强调:“但是,我后来发现了他的日记,还有录音!他是因为发现了兽药店老板张建国卖假药,被威胁了!他的死肯定和张建国有关系!”
她手忙脚乱地想从帆布包里掏证据。
女警听完,眉头微蹙,并没有立刻去接她递过来的日记本和磁带,而是说道:“这位大姐,你先别急。你丈夫这个案子,按照程序,如果是在我们县下面乡镇发生的,应该是由属地派出所受理和调查的。你直接找到县局来,我们可能需要先跟派出所核实一下情况。”
刘大芳一听就急了,声音也拔高了些:“不能找派出所!那个张建国在镇上有关系!我信不过他们!同志,我求求你,你看看这证据,这录音!我男人死得冤啊!”
她的激动引来了大厅里一些人的侧目。
女警有些为难,但还是保持着耐心:“大姐,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办案有办案的程序。这样吧,你先坐那边等一下,我向我们领导汇报一下这个情况。”
刘大芳忐忑不安地坐在冰凉的金属长椅上,感觉每一分每一秒都无比漫长。她紧紧抱着包,眼睛死死盯着那个接待窗口,生怕错过任何动静。
过了大概十几分钟,一个四十多岁、穿着警服、看起来像是领导的男警察走了过来,女警跟在他身后。
“你就是刘大芳?”男警察问道,语气平和,但带着审视。
“是,是我,领导!”刘大芳赶紧站起来。
“你说你丈夫李进的死有疑点,有证据?”
“有!有!”刘大芳像献宝一样,再次把日记本和磁带递过去,“这是他写的日记,最后还写着‘小心张’!这是录音,里面张建国威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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