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老街邮局当分拣员的第三个月,收到了第一封“死信”。
说是死信,其实是邮局的老规矩——地址模糊、收件人已故,却总在午夜准时出现在分拣台最角落的格子里,信封是褪成暗黄的牛皮纸,边角磨得发毛,正面用蓝黑墨水写着“老街37号 林秀琴收”,背面没贴邮票,只盖了个模糊的邮戳,戳上的日期是十年前的中秋。
“别碰它。”老郑师傅路过分拣台,瞥见那封信,烟卷在嘴角抖了抖,烟灰落在油渍斑斑的工装裤上,“这信邪性,十年前就有了,谁碰了谁倒霉。”
我当时只当他是老糊涂了,笑着把信塞进待退件的铁盒:“现在哪还有这种讲究,明天退回去就是。”
老郑没再多说,只是盯着铁盒的眼神发直,像在看什么吃人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值夜班,邮局里只剩我一个人,老式挂钟的指针“滴答”响着,在空荡的大厅里撞出回声。分拣台的灯突然闪了三下,暗黄的光线下,那封“死信”竟从铁盒里滑了出来,平平整整地躺在我面前,信封上的字迹像是活了过来,蓝黑墨水慢慢洇开,晕成一个个小小的血点。
我心里发毛,伸手想去捡,指尖刚碰到信封,就听见邮局门口传来“吱呀”一声——是那扇早就坏了的木门,明明下午才用铁丝拴死,此刻却敞开着,门外站着个穿墨绿色邮差服的人,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手里拎着个旧帆布包,包口露出半截同样的牛皮纸信封。
“同志,帮个忙。”那人的声音像浸了水的木头,又闷又沉,“老街37号的信,麻烦替我送一下。”
我攥着手里的信,指节泛白:“邮局有规定,死信要退……”
话没说完,那人突然抬头,帽檐下的脸没有眼睛,只有两个黑洞洞的窟窿,窟窿里渗出暗红色的液体,顺着脸颊往下流,滴在帆布包上,晕出一个个深色的印子:“林秀琴还在等,不能退。”
我吓得尖叫一声,手里的信掉在地上,那人弯腰去捡,帆布包敞开的瞬间,我看见里面塞满了同样的牛皮纸信封,每个信封上都写着“老街37号 林秀琴收”,信封缝里渗出的红线,在地上蜿蜒成一条细细的血路。
等我反应过来,那人已经不见了,木门“砰”地关上,铁丝还是好好的,像是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只有地上的信还在,信封上的血点已经连成了线,顺着分拣台的缝隙往下滴,滴在水泥地上,发出“嗒嗒”的声响,像有人在敲门。
第二天一早,我拿着那封信去问老郑。他蹲在邮局门口的台阶上,抽着烟,听完我的话,烟卷“啪嗒”掉在地上,他慌忙用脚踩灭,声音发颤:“你碰见‘回魂邮差’了……十年前,老周就是送了这封信,再也没回来。”
老周是十年前的邮局分拣员,和我一样值夜班,也是收到了老街37号的信,自告奋勇去送,结果当晚就没回来。警察找了半个月,只在老街37号的废墟里找到个墨绿色的邮差帽,帽檐上沾着暗红的血迹,和我昨晚看见的一模一样。
“老街37号早就没了,”老郑叹了口气,从抽屉里翻出张泛黄的报纸,头版标题是“老街火灾致七人死亡,37号住户无一生还”,照片上的房子烧得只剩断壁残垣,墙角靠着个烧焦的邮筒,“十年前中秋夜,37号走水,林秀琴一家七口都没逃出来,火是从邮筒里烧起来的,里面塞着封没寄出去的信,信上全是汽油。”
我盯着报纸上的邮筒,突然想起昨晚那人手里的帆布包——包上的印子,和邮筒烧焦的纹路一模一样。
“那信到底是谁寄的?”我追问。
老郑摇摇头:“不知道,只知道林秀琴死前,天天去邮局等信,说是她丈夫在外地打工,中秋会寄钱回来。结果钱没等到,等来一把火。”
我攥着手里的信,心里犯了嘀咕:既然37号早就没了,那昨晚的回魂邮差,还有那些信,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天下午,我瞒着老郑,拿着信去了老街。老街早就没了往日的热闹,两旁的房子大多塌了一半,断壁上爬满了藤蔓,藤蔓的叶子是暗绿色的,像是蒙了层灰。我顺着门牌找,36号是间废弃的杂货店,38号是堵塌了的墙,中间本该是37号的地方,只剩下一片长满荒草的空地,空地上立着个歪斜的木牌,上面用红漆写着“禁止入内”,漆皮剥落,露出底下的黑字——那是“林秀琴”三个字,被划得乱七八糟。
我走到空地中央,刚想把信放在地上,就听见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很轻,像是女人的高跟鞋踩在石板路上。回头一看,是个穿碎花裙的女人,头发很长,遮住了大半张脸,手里拎着个旧竹篮,篮子里放着个青花瓷碗,碗里盛着暗红色的液体,像是血。
“你是来送钱的?”女人的声音很柔,却带着股说不出的寒意,“我等了十年,终于有人来了。”
我往后退了一步,手里的信掉在地上:“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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