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外的风,与关内截然不同。它不再是略带温情的抚摸,而是化作了无数冰冷、锋利的小刀子,裹挟着细碎的雪沫,无情地切割着天地间的一切。我们东北野战军先遣第一师,这支满怀热血与信念的队伍,在踏出山海关的那一刻,便仿佛一头扎进了一个由严寒和白茫茫主宰的陌生世界。
“北上!抢占东北!”这口号曾是多么的豪迈,激励着我们穿越平原,翻越山岭。可当东北真正以它严酷的冬季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时,许多来自关内,尤其是南方籍的战士们,才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什么叫做“滴水成冰”,什么叫做“朔风凛冽”。
行军变得异常艰难。脚下的土路早已被冻得坚硬如铁,覆盖着一层滑溜溜的冰雪。战士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呼出的白气瞬间就在眉毛、帽檐和破旧军装的肩头凝结成厚厚的白霜。骡马的鼻孔喷着粗重的白雾,蹄铁敲击在冻土上,发出沉闷而单调的声响。车轮碾过冰雪,吱嘎作响,仿佛随时都会散架。
但这仅仅是开始。随着我们不断向北、向东深入,真正的考验,如同潜伏在雪原下的饿狼,一步步向我们露出狰狞的獠牙。
一无稳固根据地。
在冀中,我们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安全的村庄,能找到坚壁清野的地道,能找到为我们传递消息、救护伤员的乡亲。而在这里,放眼望去,是无边无际的林海雪原,是散落其间、大多对我们紧闭门户的屯落。我们像是一叶失去了锚地的孤舟,漂浮在茫茫雪海之上。没有后方,没有依托,每一次宿营都像是临时抱佛脚,每一次警戒都必须提高到最高级别,因为谁也不知道,周围的密林山坳里,是否隐藏着敌视我们的土匪、伪满残余,或是国民党派出的特务。
二无可靠群众基础。
这里的百姓,眼神是复杂的,带着长期在日伪统治下形成的麻木、警惕,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观望。我们宣传“我们是**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解放老百姓的”,他们大多沉默地听着,偶尔点点头,但当你试图靠近,询问情况,或者想买点粮食时,他们往往眼神闪烁,支吾着躲开,或者干脆关上那扇糊着厚厚窗纸的木门。语言不通是一方面(很多战士听不懂东北方言),更深的隔阂,是长达十四年的奴化统治和兵匪肆虐留下的创伤。他们分不清“八路军”、“**”、“胡子”(土匪),只知道当兵的来了,往往就意味着麻烦和损失。信任,像这冻土一样,坚硬而难以破开。
三无稳定粮饷供应。
离开冀中时携带的粮食,在长途行军中已消耗大半。原本指望能在沿途筹集,但现实给了我们沉重一击。大一点的城镇大多被国民党“接收大员”或改编的伪军控制,他们囤积居奇,我们根本无法靠近。乡村则普遍贫困,老百姓自己都勒紧裤腰带过冬,我们即便拿出光洋,也常常买不到足够的粮食。部队开始实行严格的粮食定量,从每天一斤半小米,降到一斤,再到现在的十二两(旧制,约合375克)。就这十二两,也常常是掺杂着糠皮、黑豆,甚至冻得硬邦邦的土豆。热汤热水成了奢望,很多时候,战士们只能就着雪,啃着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干粮。饥饿,像一条冰冷的毒蛇,缠绕着每一个人的肠胃。
四无御寒之衣。
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直接、最残酷的威胁。部队离开关内时,尚是深秋,大部分战士还穿着单薄的军装,即便后来补充了一些棉衣,数量也远远不够,而且很多是地方上紧急筹措的,棉花絮得薄厚不均,甚至有的只是夹衣。在这动辄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里,单薄的军装如同纸糊一般。寒风轻易地穿透布料,带走身体里可怜的热量。战士们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套在身上,裹上缴获的鬼子毛毯,用破布、麻绳紧紧捆住手脚,但依然无法抵御无孔不入的寒冷。
宿营成了最痛苦的煎熬。找不到足够的民房,大部分连队只能在背风的山坡下、林子里,就地露营。砍些树枝,搭个简易的窝棚,地上铺一层厚厚的枯草,这就是临时的“家”。夜里,战士们挤在一起,靠着彼此的体温取暖。即便如此,每天早上醒来,总有人发现身边的战友身体已经僵硬——他们不是在睡梦中活活冻死,就是因严重的冻伤而失去了行动能力。脚趾、手指冻得发黑、坏死,耳朵上长满冻疮,流着黄水……非战斗减员的人数,开始急剧上升,远远超过了战斗伤亡。卫生队的帐篷里,挤满了冻伤的战士,药品奇缺,医护人员看着那些发黑溃烂的肢体,往往只能含着眼泪进行截肢处理,或者眼睁睁看着生命在严寒中一点点消逝。
五无可靠情报来源。
在关内,我们有遍布各地的地下交通站,有真心拥护我们的群众作为耳目。而在这里,我们成了“聋子”和“瞎子”。侦察派出去,往往因为不熟悉地形、气候,或者遭遇土匪骚扰,而无法获取有效信息。国民党军到了哪里?当地的土匪武装有多少人,盘踞在何处?哪些地方有我们可以争取的力量?老百姓对我们到底是什么态度?这一切,都像是笼罩在浓雾之中,难以看清。每一步行动,都充满了未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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