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外的风,裹挟着深秋的寒意和细碎的沙尘,吹在脸上,已然带上了凛冽的刺痛感。我们站在一处高坡上,身后是连绵起伏的燕山山脉,如同大地凝固的波涛,将关内与关外分隔开来。眼前,则是一望无际、略显苍茫的丘陵与平原交错地带,这就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的辽西走廊入口。我们东北野战军先遣第一师,这支刚刚完成初步整编、番号崭新的队伍,正像一股铁流,沿着蜿蜒的土路,沉默而坚定地向北,再向北。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党中央这一战略方针,像一盏明灯,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重庆谈判的帷幕尚未落下,《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但空气中弥漫的火药味,明眼人都嗅得到。蒋介石一边在谈判桌上高唱和平,一边紧锣密鼓地向华北、东北调兵遣将。时间,成了最宝贵的资源。我们必须抢在国民党军主力之前,冲出关去,在广袤的东北黑土地上站稳脚跟,为后续大军打开局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加快速度!后卫团跟上!侦察营前出十里,注意敌情!”傅水恒师长举着望远镜,观察着行军队列和前方地形,声音沉稳有力,但眉宇间凝结着一丝化不开的凝重。作为军事主官,他比谁都清楚这次长途奔袭的风险和压力。部队刚刚扩充,新兵比例高,磨合不足;武器装备虽然经过调整,但重火力依然稀缺,弹药也不宽裕;最要命的是,离开经营多年的冀中根据地,进入陌生的地域,后勤补给线拉长,粮食、药品、被装,无一不是悬在头上的利剑。
傅必元政委走在队伍中间,不时停下来,和连队的干部、战士们交谈几句,拍拍这个的肩膀,帮那个正正背上略显沉重的行囊。“同志们,加把劲!党中央和**在看着我们!东北的三千万同胞在盼着我们!我们早一天出关,就多一分主动权!”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驱散着长途行军带来的疲惫和一丝对未知前途的隐隐担忧。
我作为参谋长,更多的精力则放在了行军组织、路线选择、警戒部署和后勤保障的具体协调上。摊子大了,头绪繁多。各团的行军序列不能乱,直属部队的跟进要协调,沿途可能的敌情(小股顽抗的日伪军、土匪、甚至可能是伪装成“**”的敌对力量)要防范,宿营地的选择、饮水的保障、病号的安置……千头万绪,都需要司令部高效运转。
“报告参谋长!先头团报告,前方十五里发现小股不明武装,约一个连规模,占据隘口,疑似伪军改编的‘先遣军’,正在构筑工事!”通讯参谋气喘吁吁地跑来,递上一份刚译出的电文。
我心里一沉。果然,麻烦来了。这些由伪军摇身一变而成的“**”,熟悉当地情况,往往比正牌的中央军更难缠,他们为了向新主子表功,会格外卖力地阻挠我们。
“命令先头团,派一个加强营,迅速前出,查明敌情!如敌抵抗,坚决消灭,扫清通道!师属炮兵连前移,做好火力支援准备!后卫部队加强警戒,防止敌人迂回!”我迅速下达一连串指令。时间不等人,绝不能在这里被拖住。
傅水恒师长走了过来,看了看电文,又看了看地图,手指点在那处隘口:“告诉一团,动作要快,要狠!打掉这股敌人的气焰,但不能恋战,我们的目标是出关,不是在这里纠缠!”
“明白!”通讯参谋敬礼,转身跑去传达命令。
很快,前方传来了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战斗似乎进行得颇为激烈。我们都能想象得到,战士们顶着敌人的火力,向险要的隘口发起冲锋的情景。每一分钟都显得格外漫长。
就在这时,我注意到一直沉默观察着前方战况的傅水恒师长,身体忽然微微一顿,脸上掠过一丝极其怪异的表情,那表情混杂着震惊、疑惑,还有一丝……难以置信的悸动。他下意识地抬手,似乎想揉一揉太阳穴,但又强行克制住了。他的目光变得有些游离,仿佛在“看”着某种我们无法察觉的东西。
我心里咯噔一下。难道……是那个“系统”?自从日本投降后,它就一直处于“静默期”,那三十六万积分如同镜花水月,看得见摸不着。傅水恒虽然从未抱怨,但我们都清楚,失去了这个潜在的辅助,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心里终究少了几分底气。他此刻的异常,莫非……
前方的枪声渐渐稀疏下来,最终归于沉寂。不久,通讯参谋再次跑来,脸上带着兴奋:“报告师长、参谋长!一团加强营已攻克隘口,歼灭守敌大部,俘获三十余人,缴获步枪四十余支,轻机枪两挺,还有部分弹药和粮食!我部伤亡轻微!”
“好!”傅水恒猛地回过神来,眼中的异色迅速隐去,恢复了指挥员的果决,“命令部队,快速通过隘口!注意打扫战场,缴获的粮食和弹药登记造册,统一分配!”
“是!”
队伍再次动了起来,速度明显加快。通过了这道关卡,前面就是一马平川,直指山海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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