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的旨意与凌云制定的“深蓝之谋”,如同给整个南洋的明军体系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也像投入滚油的火把,瞬间点燃了吕宋基地及其辐射区域的每一个角落。
权力与资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凌云集中。来自内帑和户部的第一笔巨额银两、粮秣,以及从国内各工坊紧急抽调的大批熟练工匠、学徒,开始源源不断地通过新组建的、由蒸汽舰与大型帆船混合编队的运输船队,运抵吕宋。
原本简陋的“前沿维修基地”几乎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外膨胀、硬化。新的、更大规模的船台在海岸边铺开,巨大的龙骨被吊装定位,铆接的轰鸣声日夜不息。高耸的蒸汽打桩机将一根根钢木混合结构的桩基砸入滩涂,支撑起宏伟的干船坞和坚固的仓库群。一座小型的反射炉和配套的轧钢设备被安装起来,虽然产能远不及国内,却意味着南洋首次具备了初步的钢铁二次加工能力,“天工院南洋分院”的牌匾被郑重地挂在了最大的那座综合性工坊门前。
水师方面,以“定远号”为核心的南洋水师主力舰队开始了高强度的巡航与剿匪。他们按照凌云的方略,主动出击,如同梳篦般清理着已知的“四海商会”残余窝点。几场规模不大但干净利落的海战接连爆发,数艘试图袭扰航线的敌舰被击沉或俘获,大明龙旗的威慑力随着舰队的航迹不断延伸。
与此同时,由精干文官和通译组成的使团,携带着盖有皇帝玉玺的国书和琳琅满目的礼品,分乘悬挂龙旗的炮舰,驶向了暹罗、占城、满剌加等邦国的港口。天朝上国的威严,结合着新式战舰冰冷的炮管,使得外交活动进行得出奇顺利。一系列旨在“通商、睦邻、剿匪”的条约被签订,大明在南洋的政治影响力迅速提升。
而“皇家南洋贸易公司”的成立,更是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来自大明的瓷器、丝绸、茶叶,以及天工院出产的标准化铁器、质地纯净的玻璃器皿、甚至一些小巧耐用的机械钟表,在南洋各港口引发了抢购风潮。公司的旗号下,商船云集,原本因战乱而略显萧条的海上丝绸之路,迅速恢复了活力,甚至比以往更加繁荣。大量的南洋特产、香料、贵金属木材,以及凌云特别点名需要的各种矿石标本,被装船运回大明。商业的利润,开始反哺庞大的军事和建设开支,一个初步的、以大明为核心的经济循环正在形成。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凌云规划的方向顺利推进。捷报频传,朱棣从南京发来的嘉奖敕令也一次比一次言辞恳切,恩赏有加。
然而,在这片表面繁荣、高速发展的景象之下,凌云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些不和谐的暗流,以及那神秘组织“圣主”无形的手。
首先暴露的是技术扩散的隐患。
这一日,负责市舶稽查的官员呈报上来几件查获的“违禁品”。那是一些明显仿制天工院制式的工具——几把卡尺,几套扳手,甚至还有一台简化了无数倍、但原理类似的人力钻床。仿制的工艺相当粗糙,精度更是差得远,但其形制、结构,分明脱胎于天工院的“标准”。
“大人,据查,这些物件来自暹罗的一个小作坊。其匠人曾在我方商船停靠维修时,远远观摩过我们的工匠作业,回来后便凭记忆尝试仿造……虽只得其形,未得其神,但……”官员的语气带着担忧。
凌云拿起那把粗劣的卡尺,手指摩挲着上面歪歪扭扭的刻度。他知道,这只是冰山一角。随着贸易往来和人员接触的日益频繁,天工院带来的技术理念和工具形制,不可避免地会向外扩散。即使核心机密得以保全,但这些基础的概念和思路,一旦被有心人(尤其是那个“圣主”组织)获取并深入研究,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加强我方工匠、水手与外界的接触管理。所有技术图纸、工具,严格编号造册,不得随意外带。同时,通知贸易公司,对一些可能蕴含技术信息的‘非核心’商品出口,也要开始制定清单,加以限制。”凌云下达了指令,但他知道,这防不胜防。
紧接着,内部**与官僚习气的苗头也开始显现。
南洋分院下属的一个负责木材采购的小吏,被查出与当地土着头人勾结,以次充好,虚报价格,中饱私囊。虽然涉案金额不大,涉事人员也很快被马三宝安插的耳目揪出,依军法严惩。但这给凌云敲响了警钟。
庞大的资源流动,巨大的利益诱惑,正在催生蛀虫。他带来的“标准化”、“流程化”管理,可以很大程度上杜绝技术上的失误,却难以完全防范人性的贪婪。而且,随着机构日益庞大,文牍主义、推诿扯皮的现象也开始在一些非核心部门悄然滋生。这与他在天工院初创时期,那种纯粹为了技术和生存而拼搏的氛围,已然不同。
最让凌云感到隐忧的,是来自“圣主”组织的、更加隐秘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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