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深圳,清晨的风裹着秋凉掠过民乐村,巷口老榕树的叶子打着旋儿落在地上。林晚星攥着帆布包的带子,里面装着刚发的2000块工资,指尖因为期待微微发热——这是她在阿梅快餐店做满第九个月的收入,也是她盼了半个月的“夜校报名费”。自从上次在修车铺墙上看见那张三指宽的夜校广告,“白天端盘子、晚上读高中”的念头就没从她脑子里挪开过。
早上九点到店时,梅姐正弯腰擦灶台,铁锅被擦得发亮,映出她沾着面粉的侧脸。“丫头,今天脚步都带风,是不是急着去报名?”梅姐直起身,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个塑料袋,里面装着本蓝色封面的数学课本,“我女儿去年用过的,重点都标好了,你拿着,能省本课本钱。”
林晚星接过课本,纸页上还留着淡淡的铅笔印记,是梅姐女儿画的小星星。“谢谢梅姐,您比我还上心。”她把课本塞进帆布包,转身拿起黄色抹布擦桌子——前堂八张塑料桌,她得赶在十一点饭点前擦三遍,连桌腿缝隙里的饭粒都要抠干净,这样下午才能安心去报名。
十一点一到,客人像潮水似的涌进来。穿工装的工人拍着桌子喊“要份回锅肉盖饭”,带孩子的宝妈哄着哭闹的娃“再等会儿就有薯条了”,外卖员攥着手机催“我的牛肉面好了没”。林晚星端着两盘刚炒好的鱼香肉丝,手腕被盘子压得发沉,汗珠顺着额角往下淌,砸在蓝色制服上晕开小湿痕。路过收银台时,小芳偷偷塞给她块饼干:“快咬两口,下午还得跑夜校呢。”
忙到下午两点,最后一波客人走了。林晚星刚把碗摞进后厨水槽,梅姐就把一碗番茄蛋汤推到她面前:“趁热喝,喝完歇会儿,五点半就下班,别耽误报名。”汤里卧着个荷包蛋,是梅姐特意给她留的。林晚星捧着热汤,心里暖得发慌——在深圳的这些日子,梅姐总像妈妈似的疼她,怕她饿,怕她累,现在还支持她去读书。
五点半一到,林晚星换下工作服,套上洗得发白的蓝布衫,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往龙华路赶。车筐里装着身份证、一寸照片和300块学费,都是她提前准备好的——照片是上周日在巷口照相馆拍的,花了20块,照片上的她扎着马尾,笑得比阳光还亮;学费是从工资里单独留出来的,用红信封包着,摸起来硬硬的。
骑了二十多分钟,“龙华成人夜校”的红色牌子终于出现在眼前。三层小楼前停着不少自行车,都是跟她一样的打工者。林晚星锁好车,深吸一口气走进大厅,里面已经排起了队,每个人手里都攥着报名表,脸上带着和她一样的期待。
“老师,我报高中基础班。”轮到林晚星时,她把身份证、照片和学费递过去,声音有点发颤。戴眼镜的女老师接过东西,核对完信息,给她递来一张蓝色听课证和两本课本:“语文和英语先拿着,数学课本下周补。课程表记得看,周一到四晚上七点上课,别迟到。”
林晚星接过听课证,上面“高中基础班(1)班”几个字烫得她手心发烫。她抱着课本走出夜校,天已经黑了,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骑着自行车往回赶,风里裹着炒粉香,心里却甜得像揣了块糖——从今天起,她不再只是个端盘子的服务员,还是个能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的学生。
回到快餐店时,小丽和小芳正在收拾桌子。“晚星,报名成功没?课本呢?”小丽跑过来,一把抢过语文课本翻起来,“哇,还有《劝学》呢!我以前在老家上学时也学过。”小芳凑过来,指着课程表说:“你周一晚上上课,我那天刚好休息,我给你留门,再给你热杯牛奶。”
林晚星笑着点头,把课本放进帆布包。梅姐走过来,拍了拍她的肩膀:“明天起你下午五点半就下班,店里的活有我和你王叔搭把手呢。”梅姐口中的“王叔”是她丈夫,平时在快餐店帮着采购食材、打下手,偶尔也会去附近工地干些临时的搬运活,补贴家用——小饭馆利润薄,遇到淡季客人少,王叔就会多打份零工,帮着撑起这个家。林晚星听梅姐说过,王叔以前在老家就是干力气活的,手脚麻利,工地老板也愿意找他。
“您放心,我早上肯定早点来,把上午的活都提前备好。”林晚星赶紧说,怕自己提前下班给店里添负担。
“不用这么拼,你把书读好就行。”梅姐笑着摆手,“快回去歇着吧,明天还得早起呢。”
接下来的日子,林晚星彻底开启了“白天端盘子、晚上啃课本”的生活。每天早上九点到店,擦桌子、端盘子、洗碗,忙到下午五点半,扒两口梅姐留的热饭就往夜校赶;晚上九点下课后,回到宿舍再复习一个小时,直到十一点才睡觉。
周一晚上是第一堂语文课,林晚星提前半小时到了教室,选了个靠前的位置。五十多岁的张老师走进来,手里抱着一摞课本:“咱们班里都是想靠读书改变日子的人,别觉得自己基础差,只要肯学,就能赶上。”他讲《劝学》时,从“学不可以已”讲到“锲而不舍”,林晚星听得入了迷,手里的笔飞快地记着笔记,生怕漏了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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