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十二月,风里已经裹着冬的凉意,却没吹散江哲书房里的暖。晨光透过百叶窗,在书桌前投下细碎的光影,江哲坐在藤椅上,手里握着一支彩色铅笔,正低头给一张硬卡纸描边——纸上画的是一个简单的“碗”,线条不算精致,却带着手工特有的温度,是他昨天下午花了三个小时,一点点手绘出来的。
书桌上摊满了教具的零件:裁好的硬卡纸、彩色马克笔、卷边的双面胶、还有两张剪好的“角色板”——一张画着爸爸,一张画着妈妈,都是简笔画,脸上带着温和的笑。这是他根据江念熙的建议,新增的“家庭性别分工游戏”的核心部件,目的是让孩子知道,家务没有“固定归属”,爸爸可以洗碗,妈妈可以修玩具,每个人都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爸,您又在做教具啊?”江念熙端着一杯热牛奶走进来,放在书桌角上,看到满桌的卡纸,忍不住笑了,“您这手工比我还细致,画的‘碗’比我上次设计的还好看。”
江哲抬起头,放下铅笔,揉了揉有些发酸的手腕,笑着说:“你们年轻人忙,我在家没事,多琢磨琢磨也好。你上次说‘家务分工’的点子好,我就想,得做得更贴近生活些,孩子们才愿意玩。”他拿起那张画好的“碗”卡片,递到江念熙面前,“你看,这样手绘的,比打印的有温度,孩子们拿到手里,也会觉得亲切。”
江念熙接过卡片,指尖触到卡纸的纹路,心里一阵暖。她想起小时候,江哲也是这样,亲手给她做手工:用硬纸板做书架,用彩纸折灯笼,用木头刻小玩具。那些手工算不上精致,却陪她度过了整个童年。
“爸,您这手艺还是没变。”江念熙把卡片放回桌上,“对了,今天去看二叔公,要不要把教具带上?二叔公虽然有些糊涂,但是看到这些彩色的卡片,说不定会高兴。”
江哲的眼神顿了顿,随即软下来——他口中的“二叔公”,是江哲的父亲江卫国的亲弟弟,也是江哲唯一的叔叔。江卫国是部队老干部,一辈子驻守军营,十几年前因病去世;而二叔公则守着老家的几亩薄田,一辈子没离开过村子,无儿无女,孤零零一个人。前几年村子拆迁,江哲怕二叔公没人照料,便把他接到深圳,送进了条件最好的养老院。只是这半年,二叔公的记性越来越差,有时候连“江哲”的名字都喊不全,却唯独对“种地”“洗碗”这些老家的日常事有模糊印象,偶尔还会念叨起早已去世的哥哥江卫国。
“好啊,”江哲点头,声音轻了些,“我正想试试,这教具能不能勾起点他的回忆。你二叔公在老家时,一个人扛下了所有活计——当年你爸爸在部队忙,一年到头回不了一次家,你奶奶走得早,家里的农活、家务全靠他。现在你爸爸去世十几年了,他还总说,当年跟你爸爸一起坐在院子里吃贴饼子的日子最踏实。”
江念熙想起小时候跟着父母回乡下的场景:二叔公总在田埂上忙活,春天播玉米种,夏天挥着镰刀割麦,秋天蹲在地里挖红薯,冬天就围着灶台转,煮玉米粥、贴饼子。他做的贴饼子带着焦香,就着腌萝卜吃,是江念熙童年里最难忘的农家味。那时候江卫国还在,偶尔会从部队寄回糖果和布料,二叔公总是把最好的留着,等江哲一家回去才舍得拿出来。她应了声“好”,又帮江哲把卡片分类理好,放进帆布包里。
上午十点,江哲提着帆布包,和江念熙一起走进养老院。院子里的香樟树还带着些绿意,老人们三三两两地坐在长椅上晒太阳,有的在听收音机里的评书,有的在织毛线袜,空气里飘着淡淡的消毒水味,却被阳光烘得暖了些。江哲熟门熟路地走到三楼,推开302室的门——这是二叔公的房间,他特意选了朝南的,每天能晒到三四个小时的太阳,房间里还摆着江哲从老家带来的旧藤椅,是二叔公以前在院子里坐的。
房间里很安静,二叔公正坐在藤椅上,手里摩挲着一个军绿色的旧水壶——那是江哲的父亲江卫国早年在部队用的,退役后带回老家,十几年前江卫国去世后,二叔公就把这水壶当宝贝似的收着,来深圳时也特意带上了。壶身的漆早已斑驳,却被他擦得锃亮,壶盖上的红五星图案还能隐约看见。
“二叔,我们来看您了。”江哲轻轻走过去,蹲在二叔公面前,声音放得像羽毛一样软。
二叔公慢慢转过头,浑浊的眼睛在江哲脸上转了两圈,又落在他手里的帆布包上,过了好一会儿,才哑着嗓子问:“阿哲……是你啊?你爸爸……他还好吗?”
江哲的心轻轻一沉,却还是笑着说:“爸爸在天上挺好的,他肯定也惦记着您呢。”他打开帆布包,把“角色板”和五张彩色卡片一一摆到床边的小桌上:红底的“洗碗”画着圆滚滚的白碗,黄底的“做饭”衬着小小的青菜,绿底的“修玩具”画着缺了胳膊的机器人,蓝底的“叠衣服”堆着方方正正的衬衫,粉底的“浇花”立着带露珠的绿萝——每张卡片都画得憨态可掬,像幼儿园孩子的涂鸦,却透着股认真劲儿。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