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5日清晨,深圳的阳光透过云层,温柔地洒在大学文科楼的玻璃幕墙上,折射出细碎的光斑。林晚星站在楼前的梧桐树下,手里紧紧攥着毕业论文的装订本,封面上“农村女性教育困境与突围路径研究”几个烫金大字在阳光下格外醒目。她深吸一口气,试图平复胸腔里翻腾的紧张——今天是她的毕业论文答辩日,这场围绕着1997年那段电子厂岁月、承载着无数农村女孩故事的答辩,不仅是对她大学四年学业的总结,更是对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挣扎与坚守的一次郑重回望。
“晚星,别紧张!”江哲从身后走来,手里拿着一杯温热的豆浆和一个肉包,把早餐递到她手里,“李教授刚才还跟我夸你,说你准备得最充分,肯定没问题。”他看着林晚星微微发白的指尖,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你忘了?你连1997年的电子厂工作证、汇款单都找出来当佐证了,这些真实的细节,比任何空洞的理论都有力量。”
林晚星接过早餐,咬了一口肉包,熟悉的暖意顺着喉咙往下滑,心里的紧张稍稍缓解了些。她想起这两个月来的准备——从4月确定选题开始,她泡在图书馆里查阅了近百篇文献,把1990年代末农村女性教育相关的政策文件、学术论文逐一梳理;为了补充案例,她特意回了一趟粤北老家,采访了表姐林招娣、 former 电子厂同事王丽,甚至和当年反对她读书的父亲坐下来聊了一下午;5月撰写初稿时,她常常对着电脑屏幕流泪,1997年流水线的轰鸣声、深夜宿舍台灯下的单词本、父亲摔碎录取通知书时的怒吼,那些曾经的疼痛与挣扎,都化作了论文里一个个带着温度的文字。
“走吧,答辩室快开门了。”江哲的声音把她拉回现实。两人并肩走进文科楼,走廊里已经有不少准备答辩的学生,有的在低头背诵答辩稿,有的在互相抽查知识点,空气中弥漫着既紧张又期待的气息。林晚星走到302答辩室门口,透过玻璃窗,看到里面坐着五位评委老师,其中坐在中间的正是她的导师李教授——一位研究农村教育多年的老学者,头发花白,眼神却格外锐利。
“下一位,林晚星。”上午9点整,答辩秘书的声音响起。林晚星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衬衫的衣领,抱着装订好的论文和PPT遥控器,一步步走进答辩室。“各位老师好,我是2019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林晚星,今天答辩的论文题目是《农村女性教育困境与突围路径研究——基于1997-2023年个体经历与案例访谈》。”她微微鞠躬,声音虽然有些发颤,但眼神却格外坚定。
按照答辩流程,林晚星首先进行20分钟的论文陈述。她点开PPT,屏幕上首先出现的不是复杂的理论框架,而是一张泛黄的老照片——1997年,她和表姐林招娣站在市电子厂门口,两人穿着蓝色的工装,手里拿着刚领到的第一个月工资,脸上带着青涩的笑容。“各位老师,这张照片拍摄于1997年8月,是我辍学进厂后的第三个月。”林晚星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真切地体会到农村女性在教育选择上的困境——不是不想读书,而是在‘家庭生计’与‘个人梦想’之间,我们往往没有选择的权利。”
接下来,林晚星按照“文献综述—研究方法—案例分析—突围路径”的逻辑,有条不紊地展开陈述。在文献综述部分,她指出:“现有研究多聚焦于2000年后农村女性教育的政策支持,却忽略了1990年代末‘电子厂招工潮’对农村女性教育的冲击——当时村里流传着‘进厂一年盖瓦房,读书三年没指望’的说法,很多家庭把女孩进厂务工视为‘最优解’,这正是我论文要补充的研究空白。”
在研究方法部分,她特意强调了“个体叙事法”的运用:“我的论文不仅采用了文献研究法、案例访谈法,还融入了大量个人经历——包括1997年电子厂的工作日记、1998年成人高考的准考证、2001年重返校园的学籍档案等实物资料,这些一手材料能让研究更具真实性和时代感。”说着,她把提前准备好的工作日记和准考证复印件分发给评委老师,页面上密密麻麻的字迹、泛黄的纸页,都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岁月的艰难。
最让评委老师动容的,是案例分析部分。林晚星详细讲述了三个核心案例:第一个是她自己的经历——1997年辍学进厂,每天工作14小时,却在深夜偷偷背单词、写日记,1998年偷偷报名成人高考,2001年终于重返校园;第二个是表姐林招娣的故事——1992年成绩优异却被迫辍学,在电子厂干了13年,如今砸锅卖铁供女儿读私立学校;第三个是 former 同事王丽的经历——1997年和她一起进厂,因怀孕放弃读书,现在每天督促女儿“一定要考去市里读高中”。“这三个案例,分别代表了1990年代末农村女性教育的三种命运:抗争者、妥协者、传承者。”林晚星说,“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从未放弃对教育的渴望,这种渴望,正是突破困境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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