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心的刺 第127章 大学毕业论文

2023年4月的深圳，春雨淅淅沥沥地打在大学图书馆的玻璃窗上，晕开一层朦胧的水雾。林晚星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一摞厚厚的文献资料，指尖在“农村女性教育”的关键词上反复划过——距离毕业论文答辩只剩两个月，她的选题“农村女性教育困境与突围路径研究”终于敲定，而支撑这个选题的，不仅是书架上一本本厚重的学术着作，更是她藏在记忆深处、关于1997年那个夏天离开故乡的成长故事。

“还在对着资料发呆？”江哲端着两杯热咖啡走过来，轻轻把其中一杯放在她手边，杯壁的温度透过指尖传来，驱散了些许疲惫。“刚路过教务处，李教授还问起你，说你的开题报告框架很清晰，就是案例部分如果能多融入些个人经历，会让研究更有真实感和说服力。”

林晚星抬起头，眼里带着熬夜查资料的红血丝，却依旧闪着坚定的光：“我也是这么打算的。这个选题本来就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它藏在我十六岁那年的行李箱里，藏在电子厂流水线的灯光下。我想把老家那些女孩的故事写进去，也把我自己在流水线和书本间挣扎的日子写进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说清楚农村女性在教育这条路上，到底要跨过多少坎。”

她拿起咖啡喝了一口，暖意顺着喉咙往下滑，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1997年的粤北山村——那时村口的泥土路还没铺水泥，下雨后满是泥泞；稻田里的秧苗刚插下去，泛着嫩黄；而她的人生，原本被父母规划好了方向：读完初中就去市里的电子厂上班，挣钱帮弟弟盖房、攒彩礼。

她想起邻居家的表姐林招娣，比她大五岁，1992年初中毕业时，成绩是全班前三，却被姑父用扁担逼着收拾行李。“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姑父的声音至今还在她耳边回响，“隔壁阿芳去电子厂一年就寄回三千块，你去了也能帮你弟攒钱，这才是正经事！”招娣哭着把课本锁进木箱，临走前偷偷塞给林晚星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扉页上写着：“晚星，要是你能继续读书，一定要读到不能读为止。”

而1997年的夏天，同样的命运落在了林晚星身上。拿到初中毕业证的那天，父亲把一张皱巴巴的电子厂招工简章拍在她面前：“下周跟你招娣姐去市里，她已经帮你联系好了岗位，管吃管住，一个月能拿两百块。”母亲在一旁叠着她的旧衣服，语气带着无奈：“晚星，听你爸的话，女孩子家不用读那么多书，挣钱帮衬家里才是本分，你弟以后还要娶媳妇呢。”

林晚星看着招工简章上“16岁以上即可报名”的字样，又想起教室里黑板上“知识改变命运”的标语，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爸，妈，我想读高中，我想考大学，我不想去电子厂……”父亲猛地拍了桌子，茶杯里的水溅了出来：“读什么读！家里哪有钱供你？你弟明年要上初中，学费都还没凑够！你要是不去，就是不孝！”

那一夜，林晚星把藏在床底的高中招生简章反复看了好几遍，上面“学费每学期三百元”的数字像针一样扎着她的心。天没亮时，她悄悄把招生简章塞进书本，又把攒了三年的压岁钱——总共八十七块五毛钱——塞进贴身的口袋，跟着招娣姐坐上了去市里的大巴。车开的时候，她看着窗外越来越远的村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一辈子待在电子厂，我一定要回去读书。”

这些记忆像潮水一样涌来，林晚星拿出毕业论文的初稿，在“案例分析”部分写下两个字：“亲历”。她知道，这将是她论文最特别的地方——不是冰冷的数据分析，不是空洞的理论阐述，而是1997年电子厂流水线的轰鸣声、深夜在宿舍借着台灯看书的光影，是一个个带着温度、带着疼痛的真实故事。

接下来的日子，林晚星开始系统地梳理自己的经历，将其与学术研究一一对应。她先从文献综述入手，在知网下载了近五年关于农村女性教育的论文，从《中国农村女性教育发展报告》到《性别视角下的农村教育公平研究》，每一篇都仔细研读，还在空白处写下批注。她发现，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政策支持、经济投入等宏观层面，却很少有人关注到1990年代末农村女性在教育选择中面临的“生存优先”困境——比如家庭经济压力下，女孩必须优先承担“挣钱养家”的责任；比如“进厂务工”成为当时农村女孩的“主流出路”，教育被视为“不切实际的选择”。

“1997年的电子厂招工潮，对农村女性教育是一次冲击。”林晚星在笔记本上写道，“那时村里流传着‘进厂一年盖瓦房，读书三年没指望’的说法，很多父母觉得，让女孩去电子厂挣钱，比让她们读书更‘划算’。我当年就是在这样的观念下被迫辍学，每天在流水线上贴电阻，从早上八点干到晚上十点，手指被烙铁烫得全是疤，却连一本课外书都不敢买——因为父亲会催着我寄钱回家，说‘读书没用，挣钱才是正经事’。”她把自己在电子厂的工作日记、寄钱的汇款单存根都找了出来，作为论文的实物佐证，还特意标注了1997年电子厂的工资水平、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情况，让文字更具时代感和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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