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宸殿里坐须臾,金殿阶前血溅裾。
八月龙袍如借得,一杯鸩酒送残躯。
权臣剑上功名易,少主心中丘壑虚。
莫道天家多富贵,从来高处是危途。
北魏正平二年(452年)的夏天,平城(今山西大同)的皇宫里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气氛——就像公司老板突然猝死,高管们关起门来商量谁当接班人,只不过这里的“公司”是北魏王朝,“高管”手里拿的不是业绩报表,是真刀真枪。
前老板是太武帝拓跋焘,这位爷是个狠角色,一辈子打打杀杀,把柔然揍得找不着北,还搞了场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史载“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魏书·释老志》)。但狠人也有软肋,晚年疑心病重得像得了妄想症,被宦官宗爱忽悠着杀了太子拓跋晃。等回过神来,老爷子又后悔又愤怒,天天对着宗爱吹胡子瞪眼。
宗爱这哥们儿,相当于办公室里那种靠拍马屁上位的小人,平时耀武扬威,真遇到老板翻脸,腿肚子比谁转得都快。眼看太武帝要收拾自己,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夜弑帝于永安宫”(《魏书·宗爱传》)。杀了皇帝,宗爱瞬间慌了——这事儿就像偷偷删了老板电脑里的重要文件,瞒是瞒不住的,得赶紧找个背锅侠,哦不,是找个新老板。
按规矩,太子没了,该从太武帝的儿子里挑。当时有个叫拓跋翰的秦王,人狠话不多,颇有乃父之风,大臣们都觉得他合适。但宗爱不这么想:拓跋翰要是上台,凭他那脾气,不得把自己扒层皮?他眼珠一转,盯上了另一个候选人——南安王拓跋余。
拓跋余是太武帝的小儿子,平时没什么存在感,史载“少无才艺,性好酣饮,畋猎不已”(《魏书·南安王余传》),翻译过来就是:这人没啥本事,就爱喝酒打猎,活脱脱一个纨绔子弟。宗爱觉得这小子好拿捏,就像选实习生当部门经理,自己能幕后操控。
于是,宗爱连夜搞了场“闪电政变”:假传皇后诏令,把大臣们骗进宫,然后让自己的人“持兵入,收翰等,斩之禁中”(《资治通鉴·宋纪八》)。搞定了竞争对手,拓跋余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推上了皇位,史称“南安王”。登基那天,他估计还没从宿醉中醒透,穿着龙袍站在太极殿上,腿肚子直打颤——这哪是当皇帝,分明是被架上了烧烤架。
拓跋余当上皇帝后,很快发现这活儿不好干——权力这东西,就像共享单车,看着是自己在骑,其实钥匙在别人手里。宗爱仗着拥立之功,“位居元辅,录三省,兼总戎禁,坐召公卿,权恣日甚”(《魏书·宗爱传》),活脱脱把皇宫当成了自己的私人会所,拓跋余成了个盖章工具人。
按说正常人这时候该琢磨夺权了,但拓跋余不。他的生存哲学很简单:你掌权,我享乐,咱俩互不干涉。史书记载他“日夜酣饮,声乐不绝”,还特别喜欢打猎,“一猎旬日,又游畋无度”(《魏书·南安王余传》)。有时候打猎太投入,连国家大事都不管,大臣们急得跳脚,他却像没听见似的。
为了稳住宗爱,拓跋余也是下了血本。刚登基就“以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封冯翊王”(《资治通鉴·宋纪八》),把军政大权全塞给了宗爱,相当于把整个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全给了一个外人。他还觉得不够,又“发府藏以赐群下,旬月之间,府藏虚竭”(《魏书·南安王余传》),把国库当成了自己的钱包,天天给宗爱和他的小弟们发红包,生怕人家不高兴。
有一次,南边的刘宋王朝打了过来,边境告急的文书堆成了山,拓跋余正带着人在猎场上追兔子,接到报告后大手一挥:“急什么?等朕打完这只再说!”气得大臣们直骂娘。后来还是宗爱觉得边境不稳影响自己捞钱,派人去应付了一下,才算没出大乱子。
这时候的拓跋余,就像个拿着高薪却不干活的空降兵,每天的工作就是签字、喝酒、打猎,偶尔还会因为宗爱太嚣张而偷偷抱怨几句。史载他“内不自安,疑爱将谋变”(《资治通鉴·宋纪八》),但也就仅限于怀疑,没什么实际行动——毕竟,跟宗爱翻脸,他连打猎的地方都找不到了。
拓跋余大概忘了,宗爱能杀太武帝,就能杀他这个临时工。随着时间推移,宗爱觉得这个傀儡越来越碍眼:拓跋余虽然窝囊,但毕竟是皇帝,有时候喝多了也会说几句“你别太过分”的醉话,而且大臣们对宗爱的不满也越来越多,总有人暗示拓跋余该“亲政”了。
宗爱这人,属于典型的“做贼心虚”型人格,他觉得拓跋余早晚要跟自己翻脸,不如先下手为强。北魏永平元年(452年)十月,机会来了。这月月底有个祭祀活动,叫“夕祭”,按规矩皇帝要亲自去太庙。宗爱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太庙人多眼杂,正好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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