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仲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化不开的暑气如同厚重的棉被,沉甸甸地压在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上。柏油路被毒辣的太阳晒得发软,每一步踩上去,都像能粘住鞋底,发出“滋滋”的声响。院角那棵老槐树,平日里总是精神抖擞地伸展着枝叶,此刻却也蔫头耷脑,叶子无力地打着卷儿,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生机。蝉鸣声嘶力竭,一声接着一声,好像在替人们喊出心底那股难以排遣的闷气。
我正蹲在门口,专注地补着一只旧鞋。手中的线刚艰难地穿过针孔,就瞧见甲卫东叔叔晃着步子,从巷口缓缓走来。他依旧穿着那件洗得发灰的白大褂,边角早已磨出了毛边,像是岁月无情刻下的痕迹。左胸口袋里露出半截听诊器,金属探头在夕阳的余晖下泛着冷光,却怎么也照不亮他那双空得发慌、满是落寞的眼睛。
他像是没看见我一般,径直撞开了我家虚掩的木门。那脚步虚浮得如同踩在棉花上,每一步都透着无尽的无力感。路过八仙桌时,他的胳膊肘不经意地蹭掉了桌上的搪瓷缸,“哐当”一声巨响,在寂静的屋子里格外刺耳,茶水洒了一地,他却连头都没回,似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无法自拔。
酒柜在堂屋的最里面,是我爸当年从旧货市场精心淘来的。玻璃门上蒙着一层灰,像是岁月蒙上的阴霾。他伸手拉开柜门,指尖在那些酒瓶上缓缓扫过,最后紧紧攥住了那瓶没开封的“古井贡”。拧瓶盖时,他的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啪”的一声脆响,酒气瞬间弥漫开来,混着他身上那股挥之不去的汗味,竟有些呛人。
“不找个杯子?”我下意识地捡起地上的搪瓷缸,想要递过去。他却摆了摆手,那动作带着几分决绝,仰头就往嘴里灌。白酒顺着他的嘴角肆意往下淌,浸湿了他的衣领,在洗得发白的布料上晕出一片深色的印子,那印子,像极了他女儿留在遗书上的泪痕,透着无尽的悲伤与绝望。他喉结滚动得厉害,喝得太急,呛得剧烈咳嗽起来,腰弯成了弓,手撑着酒柜,指节因用力而泛白。
这时我才发现,他的手背上布满了许多细小的疤痕,后来才知道,那是“文革”时在农村给人接生,被碎玻璃划的,是土法熬青霉素时被火烫的,每一道疤痕都藏着他曾经的苦难与挣扎。
“以前……我也是个能救死人的主儿。”他突然开口,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狠狠磨过,带着无尽的沧桑。他低头看着酒瓶里剩下的酒,眼神飘远了,陷入了遥远的回忆。“49年那会儿,我才十五,娘刚走,肚子饿得分不清东南西北,整个人就像一具行尸走肉。看见游击队招人,想着至少能有口饭吃,能活下去,就去了。”
他用袖子随意地抹了把嘴,酒液沾在花白的鬓角上,像是岁月留下的斑驳痕迹。“有次送情报,藏在当归包里,敌人搜身时,我心里紧张得要命,可面上还得装作镇定,我就说给我娘抓的药,他们捏了捏药包,没发现什么异样,就放我走了。”说到这儿,他嘴角微微扯了扯,像是想挤出一个笑容,可眼里却瞬间涌满了泪,“那会儿我想,等革命成了,我就能好好过日子了,能有一个温暖的家,能让孩子不再受我受过的苦。”
建国后,他如愿去了军医大学。那时的他,白大褂是崭新的,听诊器是锃亮的,浑身都充满了干劲,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学医上,解剖图能背得滚瓜烂熟,半夜还在实验室里熬着,为了那一个个医学难题绞尽脑汁。毕业分配到省卫生厅时,他骑着二八大杠,白大褂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只展翅欲飞的白色大鸟。
那时的他,觉得日子就像刚开瓶的汽水,满是甜气,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后来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妻子。她是省立医院的护士,穿护士服时特别好看,就像一朵盛开在病房里的洁白花朵,说话声音软软的,给病人扎针时从不手抖,动作娴熟而温柔。他们结婚那天,他请同事们吃了糖,是水果硬糖,含在嘴里能甜半天。他紧紧握着妻子的手,满心欢喜地说:“我这辈子,终于有个家了。”
三个女儿出生后,家里变得更加热闹了。
二女儿小名叫“念念”,长得最像他,眼睛亮晶晶的,像两颗闪烁的星星,性子也倔得像头小牛犊。
小时候,她总跟在他身后,像个小尾巴一样,攥着他的白大褂下摆,奶声奶气地要他讲游击队的故事。
念念学习好,书包里总装着三好学生奖状,每次拿回家,都要小心翼翼地贴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然后踮着脚,眼巴巴地让甲医生帮她扶着胶带,那模样可爱极了。
“她说要考医学院,跟我一样当医生。”甲医生又灌了口酒,酒瓶见了底,他捏着空瓶,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眼神里满是疼惜与遗憾,“我还说,等她考上了,我就把我那本《内科学》送给她,上面有我画的重点,那可是我一辈子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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