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时钟的指针仿佛被无形的狂暴力量肆意拨弄,整个时代在喧嚣与混乱中剧烈震颤。
1月26日,上海夺权风暴,裹挟着不可阻挡的磅礴气势,越过蜿蜒曲折的长江,以雷霆万钧、排山倒海之势朝着安徽大地猛扑过来。消息如野火般迅速蔓延,原本平静如镜的安徽各地群众组织,瞬间被卷入这股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的时代洪流之中。
街头巷尾,仿佛在一夜之间被施了魔法,贴满了大字报。那油墨未干的字迹,在凛冽的寒风中微微卷曲,仿佛在瑟瑟发抖,又似在无声地诉说着时代的疯狂。广播站里,激昂尖锐的口号声如潮水般此起彼伏,震得玻璃窗嗡嗡作响,仿佛要将这脆弱的玻璃震碎,让那疯狂的声音传得更远。
从省会合肥到沿江的安庆、芜湖,再到工业重镇淮南,大大小小的群众集会接连不断。人们举着鲜艳的红旗,攥着语录本,在刺骨的寒风中激烈辩论,那声音仿佛要冲破云霄。夺权的行动如同星火燎原,以风驰电掣之势迅速在各个单位、街道、乡村蔓延开来,所到之处,皆被这股疯狂的浪潮席卷。
原本熟悉的邻里、同事,转眼间因立场不同,仿佛中间隔了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整个安徽大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与纷争之中,硝烟弥漫,让人喘不过气来。
在这场风暴中,“夺权派”与“反夺权派”,仿佛燃烧着两团火焰,脸颊因激动而涨得通红,如同熟透的苹果。声嘶力竭地高声呼喊“1·26夺权好得很”,那声音仿佛要穿透一切阻碍,宣告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他们眼中,这场夺权是打破旧秩序、建立新世界的壮举。
而“反夺权派”,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阴沉得可怕。他们扯着嗓子,用近乎嘶吼的声音喊着“1·26夺权好个屁”。在他们看来,对方的行为是对现有秩序的野蛮破坏,是对稳定生活的无情践踏,将“夺权派”视为妄图颠覆一切的“反革命”“保皇派”,是社会的毒瘤,必须予以铲除。
最初,好屁两派还只是在街头展开激烈的辩论,那场面如同两军对垒,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但随着矛盾的不断激化,冲突逐渐升级,如同火药桶被点燃,一发不可收拾。不知从何时起,辩论场上开始出现推搡,原本的文斗渐渐变了味,仿佛一场暴风雨前的预兆。
有人开始偷偷准备棍棒、刀具,那冰冷的武器在黑暗中闪烁着寒光。终于,在某个阴暗的角落,第一声尖锐的刀械碰撞声响起,如同一声惊雷,打破了这脆弱的平衡,矛盾彻底激化到了动刀动枪的地步,一场血腥的厮杀即将拉开帷幕。
上级虽然敏锐地察觉到安徽局势的严峻,多次下达指示,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平息这场风波。工作组进驻各个地区,召开调解会议,张贴告示呼吁停止争斗。但这一切努力,就如同往熊熊燃烧的烈火中投入一捧细沙,仅仅能让火焰短暂地黯淡一瞬,转眼便又重新燃起,问题根本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武斗的规模不断扩大,范围也越来越广,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安徽大地上肆意狂奔,所到之处,一片狼藉。
合肥的街道上,装甲车碾过碎石的轰鸣声与枪声交织在一起。淮南的工厂区,浓烟滚滚。双方在残垣断壁间激烈交火,子弹呼啸而过。安庆、芜湖的江边码头,市区也被当作战斗工事,那原本繁华的地方如今变成了战场,一片混乱。两派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触即发,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硝烟味和血腥味,让人不寒而栗。
7月6日,安庆“好派”与“屁派”在安庆纺织厂因一场激烈的辩论产生冲突,进而引发了一场惨烈的武斗,致使多人受伤,鲜血染红了地面。当晚十点左右,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如脱缰的野马,从三中附近快速驶出,在桐城境内百年河大桥下的河滩上,突然,车辆发生了意外,如同一只折翼的鸟儿,重重地摔落在地上。同行28人中,有三位因车祸在这场意外中失去了生命。
此即所谓的“七·六事件”,安庆首次大规模武斗就此拉开了序幕。为此,“屁派”以此为借口,向好派发难。第二天,在援越街(吴越街)与人民路(新宜路)相交的丁字路口,“屁派”抬着三具尸体游街,那场面如同一场恐怖的游行。但当时他们并不说是车祸,而是污蔑为对立派殴打致死,那谎言在人群中蔓延。安庆市民为之震惊,因而“屁派”取得了几乎一边倒的舆论支持,仿佛他们站在了正义的一方。随尸游行至文化馆(劝业场)之后,继续前行。在子弹壳(梓潼阁)附近,有一年轻女性勇敢地说出了车祸真相,那声音如同黑暗中的一道曙光。结果却出现了荒唐的一幕,“屁派”相关人员为报复,如同恶魔般要求该女子与死者亲嘴,那行径令人发指。
当天傍晚,天要黑不黑的时候,街上突然响起了警报。警报是百货商场顶层钟楼发出来的,那凄厉而恐怖的声音如同死神的召唤,让人毛骨悚然。安庆市民大多没听过,顿时慌乱一片,仿佛世界末日来临。大概也就几十秒钟时间,整个大街就如被水洗过一样,看不到一个人,人们纷纷躲藏起来,生怕被这疯狂的浪潮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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