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再临：我的1915 第168章 西方不亮，东方亮

最后汇报的是新近被破格提拔为国务秘书、主管对外贸易事务的卡尔·弗里德里希·戈德尔特博士，一位年仅四十二岁、出身学术界、精通数国语言与国际经济的经济学教授。他面前是《对外贸易与外汇管理紧急令》及配套的《中欧内部优先贸易协议》草案。

“陛下，各位阁下，”戈德尔特的声音冷静而富有条理，“基于对当前全球贸易格局剧变的分析，我们的策略是‘防御’与‘开拓’并举，短期求存，长期布局。”

他展开一份图表，“防御方面：第一，授权帝国经济部，对非必需消费品实施临时性进口关税上调，并建立严格的进口配额许可证制度，以最大限度节约宝贵的外汇储备，并为国内受冲击产业提供喘息空间。”

“第二，成立‘帝国外汇管制办公室’，对资本跨境流动，尤其是投机性资本外流，实施更严格的监控与审批。”

“开拓方面，”他切换了图表，指向世界地图的亚洲部分，“成立‘帝国对外贸易振兴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执行国家贸易战略的半官方机构。”

“其首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开拓新的、具有长期潜力的海外市场，以降低对目前陷入深度萧条的美洲市场的过度依赖。我们的重点方向是....”他顿了顿，语气坚定，“亚洲，特别是华夏与日本市场。”

这一宣布引发了长桌两侧轻微的骚动和低声议论。

一位资深外交官，曾长期驻伦敦和华盛顿的冯·德·舒伦堡伯爵忍不住开口，语气谨慎：

“戈德尔特博士，我理解开拓新市场的必要性。但华夏市场……固然人口众多，潜力巨大，然而其政局之混乱有目共睹。南京国民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有限，军阀割据，战事频仍，法律与税收体系极不统一，商业风险极高。更关键的是，其民众购买力普遍低下，能否消化我们高质量的工业产品，存疑。而日本，”

他转向另一位同僚，“其工业化进程迅猛，在许多领域已成为我们的竞争者而非单纯的消费者。且其政治走向，特别是军部势力的膨胀，令人不安。将过多资源投向亚洲，是否是一种风险过高的战略转移？”

“伯爵阁下所言均是现实挑战，”戈德尔特坦然承认，但随即反驳，“然而，我们必须正视另一个更紧迫的现实：北美市场正在坍塌，保护主义壁垒日益高筑，我们的出口订单正在以灾难性的速度消失。”

“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策略已经被证明是脆弱的，亚洲，尤其是华夏，拥有我们急需的多种战略原料，以及一个未来可能成长起来的、庞大的消费品市场。”

“现在介入，固然困难重重，充满不确定性，但这恰恰是长远布局的先机。等待局势明朗再去争夺，届时面对的竞争者将更多，门槛将更高。”

他继续阐述具体策略：“对华夏，我们将采取灵活务实的多层次接触。一方面，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正式的经贸关系框架，探讨在铁路、公路、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长期贷款与技术合作，以德国设备、技术和工程师，换取矿产开采权、农产品采购协议以及逐步开放的市场准入。”

“另一方面，不排斥与那些控制着资源丰富地区、政局相对稳定的地方实力派，如山西、广西、广东的军阀集团，进行区域性的、以货易货或资源换装备的实质**易。我们需要的是现实的商业利益和资源渠道，而不仅仅是外交承认。”

“对日本，”戈德尔特推了推眼镜，“策略应定为‘合作与竞争并存，保持技术梯度优势’。在高端精密机械、特种钢材等领域，我们应保持技术领先地位，通过技术许可、合资建厂等方式进行合作，同时严格保护核心工艺。”

“在汽车、通用机械等竞争性领域，承认日本企业的进步，寻求市场细分与差异化竞争，同时，积极探索在第三方市场，如荷属东印度群岛、英属马来亚、印度王国、暹罗等东南亚地区的合作可能性，共同开发资源，避免恶性价格战。”

威廉皇帝一直静静地听着这场争论。他清楚，转向亚洲的决定，在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欧洲精英看来，是激进且充满未知风险的。

但源于另一段时空记忆的警示，让他确信过度依赖由美和英主导的、周期性危机频发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对德意志这样后起的工业强国而言，蕴含着巨大的战略风险。

帝国需要更广阔、更多元的经济腹地和资源来源，需要在西方体系之外，开辟属于自己的“经济空间”。这不仅是应对眼前危机的权宜之计，更是为帝国长远发展铺设的战略轨道。

“戈德尔特博士阐述的方向，符合帝国的长远利益。”威廉终于开口，声音平稳，为争论定下基调，“具体执行策略上，需如博士所言，灵活务实，分层推进。与华夏的接触，要着眼实际利益，少涉入其内部政治纷争。对日本，要保持清醒，既要利用其工业化需求，也要警惕其扩张野心可能带来的冲突。当前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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