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岁那年的夏天,外公病重了。
消息是邮电所邮差带来的。那天傍晚,我刚从河里摸鱼回来,裤腿还湿漉漉地贴着脚踝,就看到母亲站在院门口,手里捏着一张薄薄的信纸,眼圈红得吓人。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摸了摸我的头,然后转身进屋开始打包行李。
“满崽,明天一早我们去杨家桥。”父亲从地里回来时,母亲已经收拾好了两个大包袱,“你外公不太好。”
杨家桥是母亲的娘家,离我们村有三十多里山路,要翻过两座山才能到。我只在五岁那年去过一次,对外公的印象已经模糊,只记得一个瘦高的老人把我架在肩上,去看桥下的溪流。
第二天天没亮,我们就出发了。山路崎岖,林深叶茂,阳光只能从枝叶的缝隙中漏下些许斑驳的光点。母亲一路无话,脚步匆忙得让我几乎跟不上。父亲偶尔会停下来等我,然后指着路边的野果或鸟窝,试图分散我的注意力,但沉重的气氛始终笼罩着我们。
走到日头偏西,终于看到了杨家桥村口那座标志性的石拱桥。桥下溪水潺潺,几个妇人正在石板上捶打衣服。见到我们,她们停下了手中的活计,交头接耳起来,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
外公家是村头一栋灰瓦木屋,比记忆中的更加破旧。院墙上爬满了青苔,木门上的春联已经褪色,在微风中哗哗作响。我们刚走近,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就迎了出来,是外婆。她一把抱住母亲,声音哽咽:“桂英,你爹他…怕是撑不过这几天了。”
屋里很暗,即使是在白天,也点着一盏煤油灯。外公躺在里屋的床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眼睛深陷,呼吸微弱得像随时会断线的风筝。床边坐着一位穿着藏青色布衣的老者,正在慢慢地卷着一根烟卷。
“这是村里的陈伯。”外婆轻声介绍,“懂些医术,这些天多亏他照应。”
陈伯朝我们点点头,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片刻,眉头微微皱起,但什么也没说。
晚饭后,大人们开始商量守夜的事。外公的情况很不好,按照乡俗,老人临终前需要亲人轮流守夜,以免孤身上路。
“满崽还小,今晚跟我睡吧。”外婆搂着我的肩膀说。
“十岁的男娃不小了,”陈伯突然开口,声音沙哑,“让他也守一夜吧,尽尽孝心,有些事情得亲自面对,做个了断,不然以后更麻烦。”
母亲想说什么,但父亲拉了她的衣袖一下:“陈伯说得对,让满崽也尽份心。”
于是守夜的安排就这么定了下来:父亲守上半夜,我和母亲守子时到寅时,舅舅天亮后来接班。
我被安排在晚饭后先睡一会。外婆给我在堂屋铺了张简易床,我躺上去,很快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有人轻轻推醒我。是母亲,她脸色苍白,眼里布满血丝。“满崽,该我们了。”
堂屋的钟指向十一点半。夜深人静,村子里连狗吠声都听不见。母亲给我披了件外套,领着我走向外公的房间。
油灯如豆,在墙角的小桌上摇曳。外公的呼吸声更加沉重了,每一次吸气都像是拉风箱,呼气时带着轻微的哨音。母亲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示意我坐在旁边的小凳上。
“要是困了,就靠着我睡会。”母亲柔声说。
起初,我并不觉得害怕。外公是我的亲人,尽管印象模糊,但血脉相连的感觉让我只觉得悲伤而非恐惧。我端详着外公的脸,那张布满皱纹的面孔在跳动的灯光下明明暗暗,深陷的眼窝像是两个黑洞。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墙上的老钟滴答作响,敲响了十二点。母亲开始打盹,头一点一点的。我却没有睡意,睁大眼睛观察着房间里的一切。
就在这时,我注意到外公的呼吸声变了。
不再是那种沉重拉长的声音,而是变得短促、轻快,甚至带着一种奇怪的节奏感。更让我脊背发凉的是,随着这呼吸声,墙上的影子也开始变化。
油灯在墙角,我们的影子本该投射在对面墙上。可是此刻,墙上除了我和母亲的影子外,还有第三个影子——一个细长、扭曲的阴影,正随着外公的呼吸节奏微微晃动。
我揉了揉眼睛,确信不是自己眼花了。那影子像是一根被拉长的人形,脖子出奇地长,头部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倾斜。它就在外公床头的墙上,随着油灯的跳动而轻轻摇摆。
我的心跳加快了,下意识地抓紧了母亲的衣角。母亲惊醒过来,看了看外公,然后温柔地拍拍我的手:“怕了吗?要不你先回去睡,妈一个人守着也行。”
我张了张嘴,想告诉她墙上的影子,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十岁的男孩已经懂得羞耻,不愿被人当成胆小鬼。我摇摇头,强迫自己不再看那面墙。
然而,恐惧一旦生根,就会迅速发芽蔓延。我开始注意到房间里其他的不对劲。
首先是温度。盛夏的夜晚本该闷热,但这房间却透着一种阴冷,不是普通的凉爽,而是一种渗入骨头的寒意。我的手臂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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