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的元宵彩灯还未完全撤下,宁河县政府新办公楼的小会议室内,却已弥漫开与年节余韵截然不同的凝重气氛。
早春的阳光透过宽大的玻璃窗,在光洁的会议桌面上投下明亮的光斑,却驱不散萦绕在何书记眉宇间的那抹深思。
他将一份省报轻轻推到桌子中央,手指点着上面一篇题为《希望的田野——宁河东源见闻》的报道,特别是被红笔圈出的那三段来自不同农民的采访。
“老黄,李副主任,你们都看看。”何书记的声音沉稳,却带着不容忽视的分量,“省报的记者笔头子厉害啊,把咱们东源的富足、老百姓的喜悦,还有……其他乡镇乡亲的期盼,都写出来了。”
他的目光尤其在最后一段——那个来自外乡、羡慕东源生活的村民王老五的感叹上停留良久。
“咱们东源镇,咱们县政府的人,靠着这一两年的迅猛发展,算是过上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何书记环视两人,语气渐渐沉重,“年终奖发了,新房子住了,街上车水马龙,百货商场人山人海。可是,我们宁河县,不止一个东源镇啊!”
他站起身,走到墙上那幅巨大的宁河县地图前,手指划过东源镇那片已被标注得密密麻麻、充满生机的区域,然后缓缓移向周边那些色调单一、标注稀疏的广阔乡村。
“我们还有近三十万的父老乡亲,分散在这些乡镇、这些山村里!他们很多人,可能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还在看着东源的方向眼巴巴地盼着!”
何书记转过身,眼神锐利,“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东源一地的繁荣!带领全县老百姓共同脱贫致富,是我们接下来必须啃下的硬骨头!否则,我们就是失职!”
黄县长推了推眼镜,脸上露出赞同又为难的神色:“书记,您说的在理,这也是我和班子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可是……难啊!”他掰着手指头算,“县里去年税收虽然创了纪录,有几个亿,但新城建设、医院学校配套、干部职工的待遇提升,哪一样不是吞金兽?盘子就这么大,要兼顾全局,均衡发展,谈何容易?钱从哪里来?方向怎么定?”
这时,一直沉默旁听的县建委李副主任,习惯性地用指尖敲了敲桌面,带着几分试探和一贯的“稳妥”腔调开口了:“何书记,黄县长,目标当然是崇高的。不过嘛,这全县脱贫是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万一搞不好,劳民伤财不说,还可能拖累东源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依我看……”
他顿了顿,目光闪烁,“不如先把东源镇的张九烨叫来问问?他脑子活,点子多,让他先拿个初步的策划方案出来看看?如果方案确实可行,咱们再上会讨论,集思广益,也免得走弯路嘛。”他这话,看似稳妥,实则带着点将难题抛出去、等着看效果的意味。
何书记与黄县长对视一眼,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考量。片刻后,何书记点了点头:“也好。九烨同志在一线,对发展产业、盘活经济有切身体会和成功经验。就让他先做个初步设想。”
消息传到张九烨那里时,他正在东源投资集团的新办公室里审核新一季度的生产计划。接到县里的电话,他并没有感到意外。
东源的快速发展如同一盏过于明亮的探照灯,必然会将周边区域的相对滞后照得更清楚。
“请县里放心,我一定认真调研,尽快拿出初步想法。”张九烨在电话里沉稳应下。
他立刻联系了县统计局,要求调取全县所有乡镇最近三年的详细数据——人口、耕地、主要作物、现有副业、人均收入、资源禀赋等等。
接下来的半个月,张九烨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
厚厚的统计资料铺满了桌面和地面,他时而伏案疾书,时而对着地图凝神沉思,时而又与周文明、孙镇长等核心骨干开会讨论到嗓音沙哑。
他脑子里反复盘桓着几个核心问题:如何避免“输血式”扶贫?如何将东源的成功经验“嫁接”到不同基础的乡镇?如何实现真正的、可持续的内生性发展?
半个月后,张九烨带着一份沉甸甸的《关于推动宁河县全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初步构想》,再次走进了县政府会议室。
“何书记,黄县长,李副主任,”张九烨开门见山,语气坚定而清晰,“经过初步调研和思考,我认为,推动全县脱贫致富,不能搞一刀切,必须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总体思路可以是:以农为基,以工业化、商业化为本,由县里或东源镇大集体牵头投资,孵化子公司,提升各地的‘造血’能力。”
他走到地图前,开始详细阐述:
“首先,夯实农业根基,但要用工业化的思维去改造农业。”他的手指点向几个沿湖、水资源丰富的乡镇,“比如这里,这里,可以由我们投资,成立专业的淡水养殖公司,规模化养殖鱼、虾、蟹,还可以配套发展鸭子养殖。这不仅能让当地农民参与获得工资性收入,还能形成新的产业。农民也成为工人,直接发工钱。农业产出支援了工业和养殖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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