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八位嫂嫂流放 第373章 乡村环境调查－2

清晨的阳光刚翻过皖南山村的山头，叶尘就和村支书老周蹲在村口的垃圾山旁，手里拿着一张画满符号的纸——纸上用圆圈标注着垃圾堆放点，用箭头画着污水流向，用叉号标记着乱搭乱建的位置。“要解决问题，得先搞明白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叶尘指着纸上的垃圾山符号，“昨天我们走访了20户村民，一半人说‘没人管就扔了’，三分之一说‘不知道往哪儿扔’，还有人觉得‘农村就该这样’。这背后，肯定不只是‘懒’这么简单。”

老周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烟，点了一根：“你说的对。就拿垃圾来说，五年前村里还没这么多塑料垃圾，现在超市里的东西都用塑料包装，村民们随手就扔。想请人清运，村里一年的集体收入就几千块，根本付不起运费；想建垃圾站，镇上说土地指标不够，批不下来。污水也是，家家户户都想装化粪池，可一户要两千多，有些老人靠低保过日子，哪拿得出这个钱？”

为了摸清问题根源，叶尘和团队分成三组，用了半个月时间，走访了江苏、安徽、河南三个省的15个村庄，从村支书到普通村民，从乡镇干部到环保部门工作人员，累计访谈了300多人，收集了200多份问卷。他们发现，乡村环境治理的困局，从来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基础设施、资金、意识、管理、政策等多重因素交织形成的“死结”。

一、基础设施：“没地方扔”“没处排”的硬件之缺

在豫西山区的李家坳，村民李大爷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里的垃圾装在塑料袋里，出门扔到村口的土坡上。“不是我想乱扔，村里连个垃圾桶都没有，总不能堆在家里吧？”李大爷指着自家院子角落的一堆杂物，“你看这破家具、旧衣服，堆了快一年了，想拉去镇上扔，我年纪大了，拉不动；叫儿子回来拉，他在城里打工，一年回不来一次。”

叶尘在走访中发现，像李家坳这样缺乏基本环卫设施的村庄，占比超过了60%。大部分村庄没有固定的垃圾收集点，少数配备了垃圾桶的村庄，也因为分布不均、数量不足，无法满足村民需求。“我们村有5个村民组，只在村中心放了3个垃圾桶，最远的村民组离垃圾桶有两里地，谁愿意大老远跑去扔垃圾？”皖北张村的村支书张建国说，“垃圾桶满了之后，没人及时清运，最后还是堆在旁边，变成了新的垃圾堆。”

污水处理设施的缺失则更为严重。在走访的15个村庄中，只有3个村部分农户安装了化粪池，其余村庄的生活污水要么直接排到房前屋后的排水沟，要么顺着地势流进农田和河道。“我们也想装化粪池，可村里没技术，不知道怎么建；找外面的施工队，工费太贵，一户要三千多，根本承担不起。”苏南张家庄的村民王大妈说，“之前村里想集体建一个小型污水处理站，镇里说需要先做环评，光环评费就要五万，村里拿不出钱，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除了垃圾和污水设施，农村的环卫运输设备也严重不足。大部分村庄只有一辆破旧的三轮车，用来清运垃圾和肥料，有些村庄甚至没有运输工具，全靠村民人工搬运。“我们村离镇上的垃圾填埋场有20多里地，三轮车一次只能拉半吨垃圾，拉一趟要花两个小时，一天最多拉两趟。村里每天产生的垃圾有一吨多，根本拉不完，只能堆在村口。”豫西李家坳的村支书李大山说，“去年想申请一辆垃圾清运车，镇里说财政紧张，没批下来；想自己买，一辆车要十几万，村里的集体收入连油钱都不够。”

基础设施的缺失，直接导致村民“想环保却没条件”。在皖南山村，叶尘遇到一位年轻的村民周强，他在外打工时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回到村里后，特意买了两个垃圾桶，一个装可回收垃圾，一个装不可回收垃圾。可没过多久，他就放弃了：“可回收垃圾攒了一大堆，没人来收；不可回收垃圾还是要扔到村口的垃圾山，分了也白分。时间长了，我也懒得分了。”

二、资金短缺：“没钱办”“办不起”的经济之困

在浙北竹溪村，村支书周福来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竹溪村环境整治方案》，方案里写着“新建垃圾收集点5个，安装垃圾桶20个，修建污水处理站1个，清理河道3公里”，总预算需要25万元。可村里的集体账户上，只有3万多块钱，还是去年卖竹子的收入。“这份方案写了快一年了，就是没法落实。”周福来无奈地说，“想向村民集资，可村里大多是老人和孩子，没什么收入；想申请政府补贴，镇上说补贴名额有限，轮不到我们村；想找企业赞助，我们村没什么资源，企业也不愿意来。”

资金短缺，是乡村环境治理面临的最普遍、最突出的问题。叶尘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村庄的集体收入都很低，年集体收入不足10万元的村庄占比超过了70%，有些偏远村庄甚至没有集体收入，完全靠政府转移支付维持运转。“村里的集体收入主要来自土地流转和集体资产租赁，可我们村地处山区，没什么土地可流转，也没有集体资产，一年的集体收入就几千块，连村支书的工资都不够发，更别说搞环境整治了。”豫西李家坳的村支书李大山说。

除了集体资金不足，村民的支付能力也有限。在走访的村庄中，村民的人均年收入大多在1.5万到3万元之间，除去生活开支，能用于环境整治的资金很少。“安装一个化粪池要两千多，相当于我三个月的收入，我肯定舍不得。”皖北张村的村民王大爷说，“之前村里组织装自来水，一户收五百块，我都犹豫了好久，最后还是儿子出钱才装上的。”

资金的短缺，不仅导致环境整治项目无法落地，还影响了后续的运营维护。有些村庄好不容易争取到政府补贴，建了垃圾收集点和污水处理站，可因为没有运营维护资金，没过多久就荒废了。“我们村前年建了一个小型污水处理站，花了15万，其中政府补贴10万，村里自筹5万。可建成后，每天需要用电，还要定期维护，一年的运营费要两万多，村里拿不出钱，只能闲置着，现在里面都长满了草。”苏南张家庄的村支书张建国说。

三、意识淡薄：“没人管”“就该脏”的观念之锢

在华北平原的王家庄，叶尘看到一位村民正把刚用完的农药瓶随手扔到田埂上，旁边就是一条灌溉渠。“大叔，这农药瓶不能随便扔，会污染土壤和水的。”叶尘上前提醒道。那位村民愣了一下，笑着说：“小伙子，你不懂，农村都是这么扔的，几十年了也没事。再说，这瓶子又不值钱，没人要，不扔这儿扔哪儿？”

叶尘在走访中发现，像这样环保意识淡薄的村民不在少数。很多村民认为“农村就该脏点乱点”，觉得“垃圾乱扔、污水乱排”是正常现象，没有意识到这些行为会对环境和健康造成危害。“之前村里组织过环保宣传，发了小册子，也开了会，可村民们根本没当回事。”皖南山村的村支书老周说，“有些老人说‘我活了一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也没生病’，年轻人在外打工，回来后也跟着乱扔，觉得‘大家都这样，我也这样’。”

除了“习以为常”的观念，还有些村民存在“等靠要”的思想，认为环境整治是政府的事，与自己无关。“政府要搞美丽乡村建设，就该政府出钱出力，我们村民只要配合就行。”豫西李家坳的村民李大爷说，“之前村里组织大扫除，叫我去清理垃圾，我没去，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的事，是政府的事。”

在一些村庄，还存在“只顾眼前”的短视行为。为了提高农作物产量，村民们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不注意合理施用；为了方便，随意焚烧秸秆，污染空气；为了扩大自家院子，占用公共空间乱搭乱建，破坏乡村风貌。“我知道过量使用化肥不好，可不用产量就低，赚不到钱。”江南水稻产区的村民李大叔说，“现在粮食价格低，不用化肥农药，一年下来根本没什么收入，谁还管环境好不好？”

四、管理缺位：“没人管”“管不了”的机制之弱

在浙北竹溪村，村后的竹溪被污染了快半年了，村民们多次向村里反映，可问题一直没得到解决。“村里就我一个村支书，还要管党建、扶贫、产业发展，根本没时间管环境。”村支书周福来无奈地说，“想找环保部门，他们说这是村里的事，让我们自己解决；想找乡镇政府，他们说人手不够，顾不过来。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村民们也越来越不满意。”

叶尘在调查中发现，乡村环境治理的管理机制普遍存在缺位的问题。大部分村庄没有专门的环境管理队伍，环境整治工作主要由村支书和村主任兼任，精力有限，无法有效开展工作；有些村庄虽然成立了环境管理小组，但因为缺乏资金和权力，无法调动村民参与，也无法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我们村的环境管理小组有5个人，都是村里的老人，没有工资，全靠义务劳动。遇到村民乱扔垃圾，只能劝说，人家不听也没办法。”皖北张村的村支书张建国说。

除了村级管理缺位，乡镇和县级部门的联动机制也不健全。环保、农业、住建等部门各自为政，缺乏协调配合，导致环境治理工作效率低下。“比如秸秆焚烧的问题，环保部门负责监管，农业部门负责推广秸秆综合利用，住建部门负责垃圾清运，可三个部门之间没有沟通，环保部门查处秸秆焚烧，农业部门的秸秆综合利用项目还没落地，住建部门的垃圾清运车又不够，最后还是没人管。”豫西县环保局的工作人员说。

此外，乡村环境治理的考核机制也不完善。大部分地方政府把经济发展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对环境治理的考核权重较低，导致乡镇和村级干部对环境治理工作重视不够。“我们镇的考核指标里，经济发展占40%，扶贫占30%，环境治理只占5%，谁还会花心思搞环境整治？”皖北某镇的副镇长说，“再说，环境治理见效慢，不像经济发展那样容易出成绩，费力不讨好，没人愿意干。”

五、政策壁垒：“批不了”“落不实”的制度之限

在苏南张家庄，村支书张建国想在村头建一个垃圾中转站，方便收集和清运垃圾。可他跑了三个月，还是没批下来。“首先要找国土部门批土地，国土部门说我们村的土地是基本农田，不能建垃圾中转站；找规划部门，规划部门说村里没有编制村庄规划，无法确定垃圾中转站的位置；找环保部门，环保部门说要先做环评，光环评费就要五万，村里拿不出钱。最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张建国说。

叶尘在走访中发现，政策壁垒也是阻碍乡村环境治理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村庄规划滞后，很多村庄没有编制详细的村庄规划，导致环境整治项目无法确定选址和规模；另一方面，土地审批严格，基本农田保护政策虽然重要，但在一些村庄，由于缺乏合理的规划调整机制，导致垃圾站、污水处理站等必要的环境设施无法落地。“我们村想建一个污水处理站，选了三个地方，都是基本农田，国土部门不批，最后只能放弃。”浙北竹溪村的村支书周福来说。

此外，环保政策在农村的适用性也存在问题。很多环保标准和技术规范是针对城市制定的，不适合农村的实际情况。“比如城市的污水处理厂要求日处理能力达到几千吨，可我们村每天的污水量只有几十吨，建一个城市标准的污水处理厂，成本太高，根本不划算。”豫西县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说，“还有垃圾处理，城市的垃圾处理方式是焚烧和填埋，可农村的垃圾成分复杂，含有大量的有机垃圾，适合堆肥处理，但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和技术指导。”

政策执行中的“一刀切”现象也比较突出。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环境治理效果，不顾农村的实际情况，强行推行一些不适合的项目和措施。“去年镇上要求我们村全部改用天然气，禁止烧煤烧柴。可我们村离镇上远，天然气管道铺不过来，村民们只能买罐装天然气，一罐要一百多，比烧煤烧柴贵多了，大家都不愿意用。最后，这项政策只能不了了之。”皖南山村的村支书老周说。

六、产业关联：“要赚钱”“要环境”的平衡之难

在江南水稻产区的周家村，村民们为了提高水稻产量，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导致土壤板结、水体污染。“我们也知道过量使用化肥农药不好，可不用产量就低，赚不到钱。”村民李大叔说，“现在粮食价格低，一亩地种水稻的收入只有一千多块，除去成本，根本没什么利润。如果不用化肥农药，产量再降，就更赚不到钱了。”

叶尘在调查中发现，乡村环境治理与产业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如何平衡“赚钱”和“环保”，是很多村庄面临的难题。在一些农业村庄，由于农业产业结构单一，村民们只能靠种植粮食作物为生，为了提高产量，不得不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在一些工业村庄，由于缺乏环保设施，企业排放的废水和废气污染了环境，可这些企业是村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村民们不敢得罪企业，只能听之任之。

“我们村有一个小型的塑料加工厂，是村里的集体企业，每年能给村里带来五万多块的收入。可这个加工厂没有污水处理设施，废水直接排进村里的河道，导致河道污染严重。村民们虽然有意见，但因为厂里能提供20多个就业岗位，大家也不敢说什么。”豫西李家坳的村支书李大山说，“想让企业建污水处理设施，企业说没钱；想关闭企业，村里的集体收入和村民的就业就没了，左右为难。”

在一些旅游村庄，环境治理与旅游发展的矛盾也比较突出。为了吸引游客，村里需要改善环境，可旅游发展带来的大量游客又会产生新的垃圾和污水，增加环境治理的压力。“我们村去年接待了五万多游客，产生的垃圾比平时多了三倍，污水处理站根本处理不过来，只能往河里排。虽然游客多了，村民们赚了钱，但环境也越来越差，游客也越来越少了。”江南水乡周家村的村支书周明说。

夕阳西下，叶尘坐在皖南山村的山梁上，手里拿着厚厚的调查笔记，笔记上记满了村民的抱怨、干部的无奈、政策的限制。他知道，乡村环境治理的困局，从来不是“一拆了之”“一罚了之”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直面这些深层次的根源，从基础设施、资金、意识、管理、政策等多个方面入手，寻找一条符合农村实际的解决方案。

“这些问题看似复杂，但只要找到突破口，就能一步步解开。”叶尘对身边的老周说，“接下来，我们会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村庄作为试点，针对这些根源问题，制定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先把试点村的环境整治好，再总结经验，逐步推广。我相信，只要我们真心实意为村民办事，就一定能打破这个困局，让乡村重新变得干净、整洁、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