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警队办公室的挂钟敲过十一点时,煤炉里的蜂窝煤只剩最后一块红芯,搪瓷杯里的茶水凉得结了层薄冰。林砚俯身趴在铺着旧报纸的桌面上,指尖捏着半截铅笔,在手绘的码头食堂平面图上反复标注——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这里,食堂后厨的地窖入口,王大叔说平时用木板盖着,上面堆着面粉袋。”李建国弯腰凑过来,粗糙的手指点在地图上“厨房”区域,指节因为用力泛白,“但虎哥那伙人狡猾,说不定会在周围设暗哨。”他说着从口袋里摸出半包皱巴巴的“红双喜”,抽出一根递给林砚,自己也点了一根,烟雾在两人头顶绕成圈,模糊了墙上“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标语。
林砚接过烟夹在耳后,抬手把地图往中间推了推:“王大叔下午偷偷去食堂帮工,特意摸了地窖的位置,说入口旁边有个通风口,窄得只能容小孩钻进去,但足够我们观察里面的动静。”他用铅笔在“地窖”旁画了个小圆圈,“另外,食堂后门通着河边,之前查过,河边停着三艘小木船,虎哥很可能留着当逃生用的后路。”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一个裹着旧棉袄的身影探进来——是码头的老搬运工王大叔。他手里攥着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脸上还沾着没擦干净的面粉,进门就压低声音:“林同志,李队长,这是我今晚趁收拾厨房,偷偷画的后厨细节图,地窖的锁是新换的,比之前的大一圈,得带撬锁的家伙。”
林砚赶紧起身接过纸,展开一看,上面用圆珠笔细致地画着灶台、储物柜的位置,甚至标注了“靠近地窖的储物柜是空的,能藏人”。他心里一暖,握着王大叔的手说:“王叔,辛苦您了,等案子破了,一定让您好好过个年。”
王大叔摆摆手,搓了搓冻得发红的手:“我不怕他们!去年老李被推下货轮,我就想着有朝一日能替他报仇。你们放心,明晚虎哥开‘年会’,我会以帮厨的名义留在食堂,有情况就用围裙擦三下窗户——你们之前说的信号,我记着呢。”说完又警惕地朝门外看了看,才裹紧棉袄悄悄离开,脚步声很快消失在漆黑的巷子里。
李建国看着门关上的方向,重重叹了口气:“这老伙计,冒着这么大风险,要是出点事,我没法跟码头的工友交代。”他把烟蒂摁在满是烟灰的搪瓷缸里,“明天一早就去市局跑审批,必须拿到联合行动令,不然光靠我们刑警队这十几个人,根本控不住场面——虎哥那伙人手里有刀,说不定还有家伙。”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透,林砚就骑着自行车跟李建国去了市局。1985年的南州市局办公楼还是50年代建的红砖楼,走廊里飘着各处办公室传来的咳嗽声和翻文件的声响。两人直奔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张为民办公室,却被告知“张副局长去军分区开会了,得等中午才能回来”。
“这可咋整?”李建国急得在走廊里转圈,从口袋里摸出怀表看了看,“离腊月廿八只剩三天,要是今天批不下来,明天再走流程,就赶不上虎哥的‘年会’了。”
林砚靠在走廊的窗台上,看着外面飘起的零星雪花,突然想起之前苏晓提过,张副局长曾在军分区当过参谋,而李建国早年也在部队服过役。他拉了拉李建国的胳膊:“李队,你不是说过,当年在部队跟军分区的刘参谋是老战友吗?或许能找他帮忙跟张副局长通个气,先把审批流程走起来。”
李建国眼睛一亮,拍了下大腿:“对啊!我怎么把这茬忘了!”他拉着林砚就往楼下跑,“军分区离这儿不远,咱们现在就去!”
两人骑着自行车,在雪地里蹬得满头大汗,终于在上午十点赶到了军分区。好在刘参谋正好在办公室,听李建国说明情况后,立刻拿起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这种能直拨市局的电话,在1985年可是稀罕物。刘参谋对着电话说了几句,挂了之后笑着说:“老张那边已经知道了,让你们现在回市局,他在办公室等你们,联合行动令的表格已经让秘书准备好了。”
两人谢过刘参谋,又急匆匆赶回市局。张副局长的办公室里,暖炉烧得正旺,桌上摆着刚泡好的茉莉花茶。“你们俩倒是会找路子。”张副局长笑着指了指对面的椅子,“不过这次打黑行动确实重要,码头是南州的货运命脉,虎哥那伙人再不除,明年开春的春耕物资都没法顺利运进来。”他拿起笔,在联合行动令上快速签了字,又叮嘱道,“武警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明晚八点,让他们派一个中队的人,在码头外围埋伏,你们刑警队负责冲进去抓人,记住,一定要保证人质安全——王大叔还在里面当内应,不能让他出事。”
拿到联合行动令的那一刻,李建国紧绷的肩膀终于放松下来,他小心翼翼地把文件折好放进内兜,像是捧着什么宝贝。林砚看着他眼角的笑纹,心里也松了口气——之前最担心的审批问题,总算解决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