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州市邮电局的铁门在清晨的寒风里泛着冷光,林砚攥着市局开的介绍信,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身后的李建国把军大衣的领子又往上拉了拉,嘴里呵出的白气很快消散在空气里:“这鬼天气,查个记录还要跑三趟,早知道昨天就该把手续办齐。”
林砚没接话,推开邮电局的玻璃门走了进去。大厅里暖炉烧得正旺,弥漫着一股煤烟和油墨混合的味道。柜台后的女职员抬头瞥了他们一眼,继续低头整理桌上的纸质台账,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在安静的大厅里格外清晰。
“同志,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想查一下上个月二十五号,老吴——吴志强家的固定电话通话记录。”林砚把介绍信递过去,特意强调了“市公安局”几个字。他知道,1985年查私人通话记录格外麻烦,既要有正式手续,还得看工作人员的态度——毕竟这些记录都是手工登记的,要从厚厚的台账里翻找,是个费力气的活。
女职员接过介绍信,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又抬头打量了林砚和李建国一番,语气带着不情愿:“查通话记录啊?那可得等我们王主任回来签字。他去市局送报表了,估计得下午才能回来。”
“下午?”李建国往前凑了一步,声音不自觉提高,“我们昨天就来过一趟,说手续不全,今天手续齐了又要等主任?能不能通融一下?这关系到一个重要案子的进展。”
“通融不了。”女职员把介绍信推回来,头也不抬地翻着台账,“局里有规定,私人通话记录不能随便查,必须主任签字。你们要是急,就下午再来,或者明天——反正今天上午肯定查不了。”
林砚拉了拉李建国的胳膊,示意他冷静。他看了眼柜台后堆得像小山似的台账本,封面上标着不同的月份和片区,心里大概有了数——老吴家住在城西片区,上个月的通话记录应该在最下面那几摞里。女职员不是不能查,是嫌麻烦不想动。
“同志,”林砚放缓了语气,从口袋里掏出之前在码头买的水果糖,放在柜台上,“我们要查的这个记录,关系到码头‘虎哥’团伙的案子。你也知道,那伙人在码头欺负搬运工,还打伤过人,要是能早点查到线索,就能早点把他们抓起来,咱们南州的治安也能好点。”
女职员的动作顿了一下,眼神闪烁了一下。她偷偷瞥了眼柜台上的水果糖,又看了看林砚严肃的表情,沉默了几秒,终于叹了口气:“行吧,你们等会儿,我去后面找找。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要是找不到可别怪我——城西片区的台账最乱,上个月的记录可能还没整理好。”
林砚连忙道谢,拉着李建国在旁边的长椅上坐下。李建国压低声音,语气里带着烦躁:“这老吴也是,要是真没鬼,查个通话记录怕什么?偏偏昨天问他的时候,他还支支吾吾的,说什么‘记不清有没有给亲戚打电话’。”
“越是这样,越要查清楚。”林砚盯着女职员消失的后门,“虎哥那天能提前逃脱,肯定有人通风报信。老吴那天登记的去向是‘城郊走访证人’,但我们去问了那个证人,说根本没见过他。现在就看通话记录能不能找到破绽了。”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女职员抱着一摞厚厚的台账走了出来,额头上沁着细汗:“找到了,城西片区上个月的通话记录都在这儿了。你们自己翻吧,就在这查,不能带走。”
林砚和李建国立刻凑过去,把台账摊在旁边的桌子上。每页纸上都密密麻麻写着电话号码、通话时间和对方片区——因为当时没有来电显示,只能登记主叫号码和通话时长。两人一页页地翻,眼睛都快看花了,直到中午快下班的时候,李建国突然指着一行记录喊了出来:“找到了!你看!”
林砚凑过去一看,只见纸上写着:“12月25日,14:30,城西吴志强家——城南李家庄,通话时长1分20秒。”
“城南李家庄?”林砚皱起眉头,“虎哥的情妇就住在李家庄!”之前审抓获的团伙小喽啰时,对方交代过,虎哥平时很少回家,经常住在情妇家里。1分20秒的通话,不长不短,刚好够报信说“警察要来了”。
“真的是他?”李建国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手里的笔“啪”地掉在桌子上。老吴是他带了十年的徒弟,当年还是他把老吴从派出所调到刑警队的,怎么也不敢相信,老吴会是内鬼。
“现在还不能确定,只能说嫌疑很大。”林砚把这行记录抄在笔记本上,“通话记录只能证明他给虎哥情妇打过电话,但不能证明他是报信。我们还需要更直接的证据。”
从邮电局出来,两人沿着街边的小路往警局走。路边的包子铺冒着热气,几个穿着棉袄的孩子在雪地里追闹,可林砚和李建国都没心思看这些。走到一个拐角处,李建国突然停下脚步,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烟点燃,深深吸了一口:“林砚,你说……老吴会不会是被胁迫的?他家里条件不好,老婆常年生病,会不会是虎哥拿他家人威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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