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州市局刑侦队办公室的日光灯管,已经闪烁了好几天。林砚盯着桌上摊开的“虎哥”团伙成员名单,指尖在“老吴”的名字上反复摩挲,旁边李建国的搪瓷缸子早就空了,烟蒂在烟灰缸里堆成了小山。
“林砚,不是我护着老吴,”李建国终于打破沉默,声音带着难掩的疲惫,“他跟着我从派出所调到市局,整整十年,当年抓持枪歹徒的时候,他还替我挡过一棍。就凭‘去向登记对不上’,你让我信他是内鬼?”
林砚没急着反驳,从抽屉里拿出两张纸——一张是老吴案发当天的“走访记录”,写着“上午9点至11点,走访城郊证人张某某”;另一张是街道办提供的证明,清楚写着“张某某于案发前三天,已去上海投奔儿子,家中无人”。
“李队,我不是凭空怀疑。”林砚把纸推到李建国面前,“老吴说去走访证人,可证人根本不在家。更巧的是,虎哥当天本来要去油库转移赃款,却突然改了行程,这时间点太重合了。”
李建国拿起纸,手指微微发颤。他盯着“张某某”的名字看了半天,最终重重叹了口气:“行,你说要查什么,我配合。但这事得瞒着队里其他人,别打草惊蛇。”
第二天一早,林砚和李建国揣着市局开的介绍信,直奔南州市邮电局。1985年的邮电局还是红砖外墙,大厅里排队寄信的人排到了门口,查电话记录的窗口在最里面,柜台比人还高,工作人员是个戴老花镜的大街,手里攥着红色的登记本。
“同志,我们要查刑警队老吴家的固定电话记录,10月15号那天的。”林砚把介绍信递进去,特意强调了“10月15号”——那正是虎哥逃脱的日子。
大姐接过介绍信,翻来覆去看了三遍,又抬头打量两人半天:“查私人电话记录?这不行,我们有规定,除非是抓反革命分子,不然不能随便查老百姓的通话。”
“大姐,这不是普通的私人电话,”李建国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涉及到重大团伙犯罪,要是耽误了破案,后果很严重。”
大姐皱着眉,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厚厚的黑色台账,指尖在纸页上滑了半天:“10月15号的记录在第二十三本,不过当天下午线路检修,有部分通话没登记全。你们要查的号码是多少?”
林砚报出老吴家的电话号码,大姐顺着页码翻了一会儿,突然停住:“有了!10月15号上午10点23分,往‘东风街28号’打过一通电话,时长1分20秒。”
“东风街28号?”林砚心里一紧,他记得之前排查虎哥的关系网时,东风街28号正是虎哥情妇刘梅的住处!他赶紧追问:“大姐,还有别的通话吗?比如下午的?”
大姐又翻了几页,摇摇头:“下午2点到4点线路检修,之后没再查到这个号码的通话记录。要查更详细的,得等明天,我把原始的接线记录调出来。”
从邮电局出来,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李建国闷头走了半天,突然开口:“1分20秒,够说一句‘警察要去油库,赶紧跑’了。”他的声音里没了之前的护短,只剩下沉重。
两人回到队里时,正好碰到老吴从外面进来。他手里拎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两袋苹果,看到林砚和李建国,脸上立刻堆起笑:“李队,林副队,刚从家里带的苹果,新鲜着呢,你们尝尝。”
林砚注意到,老吴的眼神有些闪躲,右手下意识地攥紧了网兜,指节都泛了白。他笑着接过苹果,故意提起:“老吴,昨天跟你说的油库,我们打算明天一早就去搜查,你对那边熟,到时候跟我们一起去?”
老吴的笑容瞬间僵住,苹果从手里滑了一下,滚到了地上。他赶紧弯腰去捡,声音有些发颤:“明天啊?我……我明天家里有点事,我爱人要去医院产检,要不我跟别人换个班?”
“产检?”李建国突然开口,目光锐利地盯着老吴,“上周队里统计家属情况,你不是说你爱人刚坐完月子吗?怎么又要产检?”
老吴脸色“唰”地白了,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我……我记错了,是我妈不舒服,要去医院拿药。对,是我妈。”他一边说,一边往后退,想往办公室外面走。
林砚没给他机会,上前一步挡住他:“老吴,我们刚从邮电局回来,查到10月15号上午,你给刘梅打过电话。刘梅是虎哥的情妇,这事你怎么解释?”
“我没有!”老吴猛地提高声音,双手挥舞着,“你们别血口喷人!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刘梅!”他想推开林砚逃跑,却被李建国一把抓住胳膊。
“老吴,你别装了。”李建国的声音冷得像冰,“当年你替我挡棍,我记着你的情。可你帮虎哥通风报信,害我们差点抓不到人,你对得起身上的警服吗?”
老吴被抓着胳膊,挣扎了几下,见挣脱不开,突然瘫软下来。他靠在墙上,双手捂着脸,肩膀剧烈颤抖:“我不是故意的……虎哥抓了我儿子,他说要是我不帮他,就把我儿子扔到江里……我没办法啊!”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