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南州寒风裹着煤烟味,刮在脸上像小刀子。林砚裹紧了藏青色警服外套,跟在李建国身后,踩着结冰的路面往邮电局走,皮鞋底碾过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这是他们查内鬼的第二天,第一步核对警员去向登记卡的线索,卡在了老吴那句“去城郊找证人”的含糊说辞上,眼下只能寄希望于第二步:查电话记录。
邮电局在市中心百货大楼隔壁,三层红砖楼挂着“南州市邮电局”的木牌,门口的自行车棚里挤满了二八杠,进门左手边的“长途与市内电话登记处”,柜台后坐着个穿藏蓝制服、戴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正是负责电话记录存档的王科长。
“李队,林同志,不是我不给面子。”王科长手指敲着柜台后的铁皮档案柜,柜门上还贴着“通信记录属机密,查阅需市局批文”的白纸条,“你们也知道,去年就出过警员私查电话记录被处分的事,我这要是没批文就把本子给你们看,年底评先进就没戏了。”
李建国从口袋里掏出烟,抽出两支递过去,语气带着几分无奈:“老王,这案子急啊——虎哥团伙跑了主犯,要是再揪不出内鬼,下次再行动,兄弟们的命都可能搭进去。你就通融下,我们就查12月15号那天,刑警队家属院的电话记录,就查老吴他家那部。”
王科长接过烟没点,夹在耳朵上,眉头皱得更紧:“家属院的电话是分局统一装的,记录都存在后院档案室的铁盒子里。不是我刁难,是真要走程序——你们得先去市局办公室开介绍信,盖公章,再来找我签字,缺一不可。”
林砚站在旁边没说话,目光扫过柜台玻璃下压着的一张奖状,上面写着“1984年度南州市治安联防先进单位”,落款是南州市公安局。他心里一动,往前凑了半步:“王科长,去年夏天百货大楼那起连环偷包案,您还记得吗?当时小偷专偷打电话的顾客,是我们队蹲了三天,把人抓了,还帮邮电局追回了五部被偷的电话机。”
王科长愣了愣,眼神软了些:“那案子我当然记得,后来你们还送了面锦旗过来。”
“就是因为有您这儿的电话记录,我们才摸清小偷每次作案都先打个短途电话踩点。”林砚声音放得平和,“这次查内鬼,也是为了抓坏人——虎哥团伙在码头垄断货运,多少搬运工被他们打得不敢上班?您要是帮我们这一次,也是在帮那些靠力气吃饭的人。”
这话戳中了王科长的心思。他沉默了几秒,起身从柜台后走出来,往门口望了望,压低声音说:“跟我来后院,动作快点,别让其他人看见。但丑话说在前头,只能看12月15号的,不能抄其他记录。”
后院的档案室是间十平米的小屋子,墙角堆着几箱未拆封的邮票,正中间摆着个半人高的铁柜,王科长打开柜门,里面整齐码着一摞摞牛皮纸本子,每本封面上都写着月份和区域,“家属院12月份”的本子放在最上面。
“你们自己找,我在门口守着。”王科长说完,拉上了房门。
林砚和李建国凑到桌边,翻开本子。泛黄的纸页上,用蓝色圆珠笔记录着每通电话的时间、被叫号码和通话时长,字迹密密麻麻。李建国手指顺着日期往下划,突然停在12月15号上午10点15分那行:“老吴家的号码是3452,被叫号码是5879,通话时长1分20秒。”
林砚立刻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把号码记下来,又翻到前几页,确认老吴家之前很少打这个号码。“5879这个号,你有印象吗?”他抬头问李建国。
李建国皱着眉想了想,突然一拍大腿:“这是虎哥情妇刘梅家的电话!上次我们排查虎哥社会关系时,登记过这个号,就在码头附近的居民楼里。”
林砚心里一沉——12月15号正是虎哥从码头逃脱的那天,上午10点多,距离刑警队出发围捕的时间只有半小时,这通1分20秒的电话,显然是通风报信。但他没立刻下定论,又往后翻了几页,确认没有其他可疑记录,才合上本子,跟李建国轻手轻脚地走出档案室,谢过王科长后,快步往刑警队赶。
回到队里时,办公室的煤炉正烧得旺,苏晓正坐在桌边整理码头案的物证照片,见他们回来,立刻迎上来:“怎么样?有线索吗?”
李建国没说话,先给自己倒了杯热水,捧着杯子站在窗边,眉头拧成了疙瘩。林砚把记着电话号的本子递过去,声音压得低:“老吴家15号上午给虎哥情妇打了个电话,时长1分20秒,时间刚好在围捕前半小时。”
苏晓接过本子,眼睛倏地睁大:“这么巧?难道真的是老吴?”
“不能只凭一个电话就定案。”李建国转过身,语气带着几分犹豫,“老吴跟我十年了,当年我受伤住院,他天天去医院给我送饭,怎么会通敌?会不会是他家人不小心拨错了?”
林砚理解李建国的挣扎,他没反驳,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之前记录警员去向的登记卡,放在桌上:“老吴说15号去城郊找证人,可我们昨天去城郊问了,那个证人半个月前就去外地探亲了,邻居都知道。而且,他登记的‘上午9点出门,下午2点回来’,可邮电局的记录显示,他10点15分还在家打电话——这两个说法,总有一个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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