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南州市邮电局的木质柜台泛着经年累月的油光,墙上的绿色挂钟滴答作响,把林砚和李建国的影子拉得老长。负责查电话记录的老张戴着老花镜,手指在泛黄的账本上慢慢滑动,每翻一页都发出“哗啦”的脆响,听得李建国忍不住攥紧了手里的搪瓷缸。
“李队,真要查老吴家里的线?”老张停下笔,抬头看了眼两人,声音压得很低,“老吴可是你带出来的兵,这要是传出去……”
“查。”李建国的声音有些沙哑,他避开老张的目光,转头看向窗外——邮电局门口的绿色邮筒旁,两个穿的确良衬衫的年轻人正围着公用电话说话,那场景像极了十年前,刚入警的老吴跟在他身后,也是这样朝气蓬勃的样子。可现在,这个他曾手把手教过查案技巧的徒弟,却成了“虎哥”团伙通风报信的嫌疑人。
林砚将一杯刚买的茉莉花茶推到老张面前,指尖点了点账本上的日期:“张师傅,就查上个月二十七号,也就是‘虎哥’从码头逃脱那天,老吴家那部3457的座机,所有呼出记录。”
老张叹了口气,重新低下头翻找。账本上的字迹密密麻麻,全是手写的通话时间、被叫号码和通话时长,有的地方还被墨水晕染,得凑到跟前才能看清。林砚站在柜台旁,目光紧紧盯着老张的手指,脑子里不断回放着之前的疑点——虎哥逃脱当天,老吴登记“去城郊走访证人”,可那证人后来明确说“没见过老吴”,这中间的空白时间,足够一个人打个电话报信。
“找到了!”老张突然抬手,指了指账本上的一行记录,“二十七号下午四点零五分,3457打给2891,通话一分二十秒;四点二十分,又打了一次,没通。”
林砚立刻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把号码记下来,抬头看向李建国:“李队,2891这个号,我们之前在排查‘虎哥’社会关系时见过,是他情妇刘梅家的座机。”
“不可能!”李建国猛地凑过去,手指在账本上用力戳了戳,指节泛白,“老吴跟刘梅素不相识,他怎么会打这个电话?会不会是记错了?”
“账本都是当天登记,错不了。”老张摇了摇头,“每通电话都要跟接线员核对,时长也是按分钟算的,一分二十秒,刚好够说句‘警察要去码头,赶紧跑’。”
李建国没再说话,他拿起搪瓷缸猛灌了一口水,茶水洒在衣襟上也没察觉。林砚看着他紧绷的侧脸,知道他心里不好受——老吴跟着李建国十年,从街头抓小偷到蹲守抓毒贩,两人一起熬过无数个通宵,现在要亲手查他,换谁都难以接受。
“李队,我们回局里再说。”林砚轻轻拍了拍李建国的胳膊,把账本上的记录抄下来,又跟老张叮嘱了句“别外传”,才拉着李建国走出邮电局。
初秋的风带着凉意,吹在脸上格外清醒。李建国沿着马路牙子慢慢走,突然停下脚步,声音低沉:“林砚,你再想想,有没有可能是巧合?老吴那天说不定是想找别人,拨错号了?”
“两次拨错同一个号,还刚好是虎哥情妇的号,这巧合也太离谱了。”林砚拿出小本子,翻到之前记录的内容,“而且我们之前查过,老吴的妻子上个月回了乡下娘家,二十七号那天,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没人能证明他没打电话报信。”
李建国沉默了,他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抖了半天只抖出一根烟,刚想点燃,又猛地把烟揉碎了扔在地上。“走,回局里,找老吴谈谈。”
回到市局刑警队,办公室里的气氛格外压抑。老吴正坐在自己的工位上,低头整理着“码头霸案”的卷宗,看到李建国和林砚进来,立刻站起身,脸上堆着笑:“李队,林副,你们回来了?刚才赵伟还说,想问问你们什么时候去油库搜赃款呢。”
林砚注意到,老吴说话时,右手不自觉地摸了摸手腕上的金属手链——那是一条劣质的黄铜手链,链节上还带着划痕,之前他们在码头勘查时,见过好几个“虎哥”团伙的成员戴过同款。
“油库的事,明天再说。”李建国走到老吴对面坐下,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老吴,二十七号那天,你说你去城郊走访证人,具体去了哪个村?找的是谁?”
老吴的眼神闪了一下,端起桌上的搪瓷杯喝了口水,才慢悠悠地说:“就是城郊的王家村,找的是之前举报过‘虎哥’收保护费的王老汉。我去的时候,他刚好在地里干活,聊了没几句,天就黑了,我就回来了。”
“王老汉说,那天根本没见过你。”林砚突然开口,目光紧紧盯着老吴的眼睛,“他还说,他上个月就搬到城里儿子家住了,王家村的老房子早就空了。”
老吴的脸色瞬间白了几分,手不自觉地攥紧了桌角:“可能……可能是我记错了,我找的是另一个村?不对,是李家村!对,是李家村的李大爷,我跟他聊的……”
“李大爷三年前就去世了。”林砚的声音没有起伏,却像一把锤子,狠狠砸在老吴的心上,“老吴,你为什么要撒谎?二十七号下午,你到底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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