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纸原本贴在厕所隔间的门板上,充当临时“节约用水”的提示,如今被李建国一把扯下,背面还粘着半截双面胶,像一块干涸的输液贴,带着医院特有的冰冷与绝望。纸的厚度只有0.08毫米,却承载着他接下来要写下的那行字:“妻子病重,需陪护”。
他摸出兜里的圆珠笔,笔杆是药店促销时送的,印着“买三赠一”的红色小字,笔芯里的油墨已经所剩无几,黑水掺着油墨渣,像极了妻子化疗后稀释的肺积液。
李建国深吸一口气,笔尖重重戳在纸上。第一笔是“妻”字,横画下去,纸太薄,被笔尖划破一道0.3毫米的裂口,像未缝合的手术针眼。他先写了“女”字旁,笔画歪斜,像妻子被病痛折磨得扭曲的身体。写到“口”时,他顿了一下,故意没把口字封死,留了一道缝,像没关紧的太平柜,寒气直往里灌。
写完“妻”,他的掌根已经沁出了汗,汗液透过纸背,把“女”字晕染成一个淡黑色的胚胎,像早期B超里未着床的阴影,又像妻子腹中那个未能出世的孩子。
第二字是“病”。李建国先写“疒”字头,点、横、撇、点,每一笔都像在点滴卡上签“已执行”。写到“丙”时,手突然一抖,横折钩缺了钩,变成了“内”。于是,“病”成了“内病”,死亡从内部入住,像癌细胞一样,先在骨髓里扎根,再向肝肺进发。
墨迹未干,传送带吹出的冷风一扫,表面结了一层微膜,像止血后的黑痂,又像妻子化疗后皮肤上那些溃烂的伤口。
第三字本该写“重”,李建国却写了两遍。第一遍,他刚写到“里”的日字头,忽然想起上周医生那句“病情进展,比预期重”,手一颤,笔芯“啪”地炸开,溅出一颗墨星,正好落在“日”中心,像CT片上4.8厘米的病灶,边缘毛刺,像死神张开的獠牙。
他撕不下纸,只能原地重写,第二遍直接叠印在第一遍上。于是,“重”字有了一双“日”,像两次活检报告叠在一起,阳性叠加阳性,绝望乘二。
第四字是“需”。李建国先写“雨”,雨字头的四点,被他写成一滴一滴的液体,像急诊大厅天花板漏下的水,正落在输液架不锈钢托盘上,“嗒、嗒、嗒”,每一声都像倒计时的钟声。
写完“雨”,笔芯突然断墨,他用力甩笔,甩出半圆黑弧,落在“而”上,像一把张开的镊子,夹着未缝合的皮缘。于是,“需”变成“雨而”,像漏水之后急需修补,却无人来修。
第五字是“陪”。李建国先写“阝”,却写成小写希腊字母“β”,像免疫组化报告里的“ER( )PR( )HER2(3 )”,阳性符号一个接一个,像给死亡加冕。
右边“咅”,口字旁被他写成一个小小的“0”,像墨菲氏滴管里即将滴落的液面,下一滴就是空管,就是报警。
第六字是“护”。李建国写完“扌”,最后一笔“户”的横折钩,他故意挑起,形成一根0.5毫米的尖刺,像手术结束时,皮肤没对齐,留下一截皮下组织,往外翻,粉红,随后渗出血珠。
那尖刺正对着他虎口,他一收掌,刺扎进肉,疼,却不及心疼万分之一。血珠冒出,圆而红,像一枚微缩的危急值报告,正好落在“护”字上方,形成一颗红色感叹号,像系统弹窗:
“无法提供陪护,是否继续生存?”
写完六个字,李建国把纸翻过来,背面双面胶还粘着几根黑色毛衣纤维,是他上周夜班穿的那件,妻子织的,纯羊毛。纤维被胶粘成一团,像术后未拆的线头,黑线头,未吸收,轻轻一拉,就能扯出整段伤口。
他掐断其中一根,纤维弹起,像缝合线打结后的尾端,弹在他指甲盖上,“啪”,轻却脆,像骨折复位那声“咔嚓”。
李建国签名字,写在便签中间的一道折痕上。
折痕是纸的“骨折线”,他把“李建国”三字横跨裂缝,像把名字也折成两半。
“李”的“木”竖笔被折痕吃掉一半,变成“本”,
“建”的“廴”被折痕切断,像走路被截肢,
“国”的“囗”直接裂开,像国境线被突破,敌军长驱直入。
签名完毕,折痕 签名,形成一张微缩的死亡地图,他把自己也标了进去。
李建国把便签交给组长,他看了一眼,没说话,只从口袋里掏出圆形公章,红色印泥已干,像陈旧血痂。“啪”一声,章盖在“需陪护”旁边,红印油透纸,像病理科“阳性”章,也像“转移”章。章印直径2厘米,正好把“陪护”两个字圈进去,像给陪护画个靶心,也画个句号。
印油太多,溢出边缘,形成放射状红丝,像CT片上转移灶的毛刺。
李建国盯着那红丝,忽然想起妻子第一次穿刺,病理报告边缘也是这么红,红笔圈出“浸润”,红得发褐,像陈旧血。
组长把签好字的便签递回,动作像递死亡通知副本,轻,却带着无法拒绝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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