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点一过,酒吧像被拔掉一层嘈杂,人影稀落,只剩三四桌还亮着微光。
李明宇、顾晓妍、李砚舟、林汐玥、程彦哲、郑国锋六个人占着靠窗的老木桌,杯壁的水珠缓缓下滑,替他们数时间。
00:40
服务员轻步过来,托盘空着,声音压得只够这桌听见——“各位,还需要再点吗?吧台一点就收了,再晚只能给软饮。”
郑国锋先抬手:“不喝了,给我一杯热水就行,明儿还得开工。”其余几人跟着摇头。李明宇晃着杯底最后一圈威士忌,没喝,只补一句:“把这些喝完就散,不再续了。”服务员点头退远,脚步像怕踩碎夜里仅剩的安静。
快到凌晨2点了,OLD HOUSE酒吧内灯光渐暗,悠扬的爵士乐也缓缓停歇,预示着夜生活的尾声即将来临。酒吧的大门被侍者轻轻推开,一股凛冽的寒风夹杂着雪花猛地灌了进来,让刚从温暖室内走出的6个人不禁打了个寒颤。12月的夜晚,尤其是刚下过大雪之后,空气仿佛被冰封了一般,冷得刺骨。
他们不约而同地紧了紧领口,有的将围巾又绕了一圈,有的拉高了羽绒服的拉链,试图将自己包裹得更加严实,以抵御这彻骨的寒意。夜色中,路灯昏黄的光影与飘落的雪花交织在一起,为这寒冷的冬夜增添了几分静谧与凄美。
每个人的呼吸都化作了一缕缕白雾,在冷空气中迅速消散,仿佛连呼吸都变得格外清晰而沉重。他们的脚步在雪地上留下了深浅不一的足迹,伴随着细微的“咯吱”声,打破了夜的寂静。
因为知道要喝酒,李砚舟便没有开车。六个人先后走出那扇霓虹玻璃门,各自钻进不同的出租车——
李砚舟替顾晓妍拉开后排车门,两人并肩坐进同一辆,回了政法大学;
李明宇和林汐玥紧随其后,上了第二辆。郑国锋独自拦了第三辆,程彦哲插着兜站在路口,等一辆空车滑停,钻进后排,报了“清北美院”便靠窗不再说话。四辆出租车像四枚被夜色弹出的子弹,沿着不同的弹道,各自驶向更深的黑。
清北市街灯昏黄,像被夜雾泡发的旧胶片。四辆出租车沿着高架、沿着旧巷、沿着还亮着绿灯的十字路口,把六个微醺的年轻人分别卸在城市的不同坐标。
滨海肿瘤中心特护走廊,天花板嵌灯二十四小时不灭,LED冷白被地砖反射成二次尸光。李建国坐在3B区尽头的不锈钢排椅,椅面温度16℃,比体温低21℃,却比他的心高出一整座火山。
他的手里有一张A4纸,70克双胶,白云牌,批号印在右下角,小得像尸检编号。纸原本平整,此刻却布满褶皱——横向七道,纵向三道,像被胡乱揉过的遗书,又被仓促展开。每一道折痕都嵌着汗渍,湿度让纤维膨胀,纸面起毛,边缘半透明,像被啃噬的蚕茧。
那纸是《病危(重)通知书》,标题黑体小二,加粗,字与字之间没有缝隙,像一排钉帽。李建国盯着“病”字,里的“丙”突然断开,裂成“内”,于是整行字变成“病危通知人书”——死亡通知人,正是他自己。
十分钟前,护士小张推开特护病房门,门轴发出“吱——”长音,像牙科钻头滑过釉质。她没穿白大褂,只着蓝色隔离衣,胸口别着“值班护士”徽章,反光,像迷你停尸牌。
她把纸递过来,动作轻,却带着职业性的果断,仿佛递的不是死亡预告,而是一张普通化验单。李建国伸手去接,指尖碰到她的指尖,温度28℃,比正常低9℃,像摸到一块刚从冰柜拿出的纱布。
小张低声说:“沈医生在里面抢救,先签字,我们好继续用药。”声音被压成一条线,线里裹着歉意,却更像裹着“程序如此”的免责。她没等李建国回应,转身回病房,隔离衣下摆扫过门框,发出“沙沙”,像尸袋拉链在预演。
早上6点
滨海肿瘤中心职工食堂,位于地下一层,负8米,无窗,24小时靠新风系统换气。李建国端着餐盘,盘里两荤一素:红烧大排、韭菜炒蛋、青菜,外加一份白米饭,总计18.5元。他左手端盘,右手把饭卡贴上刷卡机,机器发出“嘀——”长音,比平时高半度,像ICU里心电监护突然掉线的长鸣。
液晶屏幕原本显示绿色“18.50”,下一秒跳红:
“余额:2.30元”
那行红字不是纯红,而是#D,俗称“动脉血红”,RGB值与检验科危急值报告单同款。数字“2”像被削掉一半的主动脉弓,“3”像断裂的导管,末尾的“0”则是一只空洞的眼眶。
刷卡机顶部有一颗LED报警灯,同步亮起,闪频200次/分,与室颤波形完全吻合。李建国盯着那灯,视网膜立刻被烙出一片光斑,像被除颤板电了一下。
食堂阿姨隔着玻璃喊:“充不充?后面排队呢!”声音被扩音器放大,带着金属回授,像手术刀片刮过不锈钢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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