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队经过数日,终是抵达元帝国的心脏“大都城”。
赛义德商行选了一处位置尚可但绝不张扬的客栈作为落脚点,后院则被包下作为货栈和护卫居所。
一路风尘仆仆,众人脸上都带着疲惫,却也掩不住对这繁华帝都的新奇与兴奋。
唯有赵昺,神色依旧平静如水,只当是换了个地方处理日常事务。
安顿甫定,阿卜杜勒便匆匆前来汇报在大都市井间打探到的消息。
他脸上带着商人一惯的敏锐和一丝与有荣焉的兴奋:“公子,如今大都城内,议论最盛之事,莫过于大汗陛下即将发动的第二次东征日本!街头巷尾,茶寮酒肆,无人不谈。都说此次大元的战舰如云,将士如虎,踏平那蕞尔岛国,必是十拿九稳!”
他难得模仿起市井小民的口气,绘声绘色:“嘿,那倭贼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竟敢扣押我大元使臣,拒不臣服!说什么神风庇佑?呸!这次定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雷霆之怒!大都城里,私底下都在笑话他们不自量力,螳臂当车呢!”
阿卜杜勒的言语间,也难免带上了几分被这狂热气氛感染的笃定。
连一向沉稳老练的陈宜中,在旁听了阿卜杜勒的汇报后,捋着胡须,也微微颔首,难得地发表了明确的看法:
“公子,以元廷此次倾力而出的军势,水陆并进,兵精粮足,日本国地狭民寡,纵有负隅顽抗之心,恐也难挡雷霆一击。覆灭其国,当在情理之中。”
他作为前宋宰相,深知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后勤与实力对比,此番判断基于理性分析,显得颇为笃定。
赵昺坐在窗边,目光投向窗外大都喧嚣的街市,对阿卜杜勒描述的狂热舆论和陈宜中笃定的点评,并未显露丝毫赞同或质疑。
他的反应异常冷淡,仿佛在听一件与己无关的遥远故事。
“胜负之事,天时地利人和,变数无穷,未至尘埃落定,皆不足为凭。”
赵昺淡淡开口,语气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轻易便将这举国关注的热点之事拨开。
他没有纠缠于战争的胜负预测,而是话锋陡然一转,问出了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问题:“阿卜杜勒,你可打探清楚,为筹备此次远征,忽必烈是否对东南沿海一带下了海禁?具体范围如何?”
阿卜杜勒一愣,没想到公子关心的竟是这个。
他收敛心神,回忆整理着打探到的情报:“回公子,确有限禁!据闻朝廷是为了保障远征军需供应无虞,并严防军情泄露,对沿海贸易进行了局部限制。主要禁的是江浙行省(大致涵盖今江苏南部、安徽南部、上海、浙江、福建)所属商贾的航海活动,禁止他们出海贸易。其余沿海行省,如儋州港、刺桐港(此时泉州属江西行省或独立宣慰司管辖),虽有盘查加严,但并未完全禁绝海船出入。”
“江浙行省……主要禁此地商贾……” 赵昺低声重复,指尖叩击桌面的节奏渐缓,元朝那套精密运转的帝国机器在他脑中清晰浮现。
元朝帝国,可谓幅员辽阔,不提其他蒙人统治的三大汗国,当是中原地区,也属历朝之最。
这也是最早将行省制度确定的帝国,自秦汉实行郡县二级制,魏晋南北朝为州郡县三级,隋唐改为州县二级并设“道”为监察区,宋朝的“路”则分权而治。
元帝国打破传统,建立“行省—路—府/州—县”四级管理体系,其中“行省”成为最高地方单位。
可谓将集权与平衡发挥的淋漓尽致。
行省长官由中央任命,军政财权集中但受朝廷监督,既强化中央集权,又避免地方割据(如唐朝藩镇之患)。
其制度之精妙,确有过人之处。
“好。” 赵昺打破沉默,不再多言,直接下达指令:“阿卜杜勒,你即刻书信一封,以商行密语,传信给南洋的陈龙头(陈老倌)。”
“请公子示下。” 阿卜杜勒立刻肃容。
“其一,让汉商汇与南洋诸国密切合作的商船,暂停非必要贸易。集中财力,大量囤积收购各类药材!尤其是止血、消炎、祛瘴疠的常用药材,有多少收多少,但动作要隐秘,分散进行,不可哄抬市价引人注目。”
“其二,将南洋各据点库藏的、以及后续贸易所得的奇珍异宝、香料象牙等物,除留少许必要样品,其余尽数出售!所得金银,全部用于换购占城稻米!同样,需分散购入,秘密囤积于占城、真腊(柬埔寨)等地的安全货栈。”
赵昺的指令清晰而具体,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决断。
囤积药材?换购占城稻?阿卜杜勒和陈宜中交换了一个眼神,心中皆是疑窦丛生。
公子此举意欲何为?眼下元廷征日如火如荼,囤积军需物资(药材)倒也说得通,可为何要大量换购占城稻?
这与征日又有何关联?且元廷已部分海禁,此时大举囤积,风险不小。
但两人深知赵昺行事深谋远虑,从不无的放矢,既然公子不说,自有其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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