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江府的暮色总带着些说不清的滞涩,像王启年案头那盏点了三年的油灯,灯芯结着黑炭,照得账册上的数字都蒙着层灰。他捏着断云寨送来的税册,指尖在“农业税十取一”那行字上反复摩挲,纸页被蹭得发毛,墨迹却依旧清晰——这数字像根细针,扎得他老眼发酸。
“十取一……”王启年喃喃自语,伸手去够案头的茶盏,手指却在半空停住。他想起三年前刚到临江府时,朝廷定下的农业税是“十取三”,加上各种苛捐杂税,百姓实际要缴出五成收成,即便如此,府衙的粮仓还是年年亏空。可断云寨只用十取一,账册上的入库数字却比往年多了两成,红戳盖得整整齐齐,连分厘都算得明明白白。
“大人,该用晚膳了。”仆役轻手轻脚地走进来,端着碗燕窝粥。这是王启年卸任前最后的体面,断云寨按“前官员礼遇”供给,每日三餐不重样,却比当年他自己克扣百姓时的宴席更让人心慌。
“放着吧。”王启年摆摆手,目光落回桌角那本锁着的蓝布账册上。锁是黄铜的,刻着缠枝莲纹,是他花十两银子请苏州巧匠打的,里面记着他五年来的“额外进项”:虚报的灾情款、克扣的军粮、商户的孝敬……一笔笔加起来,足有三万两。以前看着这数字,他夜里能笑醒;现在再看,只觉得那墨迹像血,晕染开来,糊得人喘不过气。
他忽然想起断云卫进城那天,陈九举枪瞄准白狼的样子。那枪声响得干脆,没有半点拖泥带水,就像断云寨做事的规矩——赋税说十取一就十取一,修渠说千分之三坡度就一分不差,连立块“保境碑”,都容不得他这个前知府沾半点光。
那日他揣着银子去找石匠,想在碑尾添个“协守”的名,刚说出口,就被李老三举着锄头赶了出来。那老农的唾沫星子溅在他新官袍上:“王大人,您摸摸良心!流寇围城时您缩在衙门里喝花酒,断云卫拼命时您在算怎么贪银子,这碑上刻您的名,对得起地下的冤魂不?”
周围的百姓跟着起哄,有人扔烂菜叶,有人骂“赃官”,把他堵在街角进退不得,最后还是两个断云卫过来“解围”,才让他保住最后一丝体面。那时他就该明白,临江府的天,早就变了。
“去把周先生请来。”王启年对仆役说。他想最后问问,断云寨到底凭什么——凭什么十取一的税能收得比他十取五还多?凭什么百姓宁愿给断云卫立碑,也不愿给他这个朝廷任命的知府行个礼?
周先生来得很快,青布褂上还沾着田泥,显然是刚从城郊稻田回来。他看着王启年案头的两本账册,不用问也知道是什么。
“王大人想问什么?”周先生的声音很平和,像渠里的水,不疾不徐。
王启年指着断云寨的税册:“十取一,你们怎么收上来的总数比我多?”
“因为百姓肯交。”周先生拿起那本税册,指着上面的明细,“您看,这户李老三,去年是流民,今年分了田,收了三百斤稻,主动交了三十斤,还说‘断云卫护着咱,这点税该交’;这户张老汉,儿子在工坊做工,月俸二两,他说‘税轻,日子能过,交得心甘情愿’。人心齐了,税自然收得多。”
他又指了指那本锁着的蓝布账册:“大人您收十取三,百姓却要交五成,剩下的两成被层层盘剥,到了您手里,恐怕也不足一成吧?百姓被逼得没了活路,要么逃,要么反,税自然收不上来。”
王启年的脸涨成了猪肝色。周先生说的是实话,他每年报给朝廷的“十取三”,实际上到了里正、县丞手里,就变成了“见粮就分半”,他自己从中再抽一成,真正入库的,确实不足一成。
“那……那民心就这么重要?”王启年的声音有些发颤。他读了二十年圣贤书,考中进士,官至知府,学的都是“牧民之术”,却从没听说过“民心”能当银子用。
“比银子重要。”周先生看着他,眼神里带着些怜悯,“大人您看‘保境碑’上的字——‘恩同再造’。百姓认的不是官帽,是实实在在的好处:有田种,有饭吃,不受流寇欺负,税还轻。断云寨给了这些,百姓自然拥护。”
王启年沉默了。他想起自己刚上任时,也想过要“造福一方”,可架不住同僚的拉拢、上司的索贿,渐渐就陷进了贪墨的泥沼。他总以为百姓是“愚民”,给点小恩小惠就能糊弄过去,却没想到,他们心里跟明镜似的,谁真心待他们,谁把他们当肥肉,看得清清楚楚。
“我该走了。”王启年忽然说。这句话像块石头落了地,心里反倒松快了些。他知道,临江府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断云寨的规矩像把尺子,量出了他的贪,也量出了百姓的盼,他再赖着不走,只会更难堪。
周先生没接话,只是点了点头。
离任前夜,王启年把自己关在书房,亲手打开了那把黄铜锁。他一页页翻看蓝布账册,把每一笔贪墨的来龙去脉都写清楚:哪年克扣了军粮,送给了哪位上司;哪笔灾情款进了自己腰包,换了多少亩地……写完最后一个字,天已经蒙蒙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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