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刑警破黑局风云 第189章 案件总结获认可

会议开始前，我坐在会议室后排靠窗的位置，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桌角。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手边那份打印好的汇报材料上，纸张边缘被晒得微微发白，像是被时间悄悄吻过。窗外是灰蓝色的冬日天空，几片云慢吞吞地飘着，仿佛也被这座城市的节奏压得喘不过气。空气里还残留着早晨咖啡的香味，混着旧地毯和空调风的味道，安静得能听见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

赵勇坐在我旁边，衬衫领口松了一颗扣子，袖子卷到小臂，露出洗得发白的一截布料。他手里捏着一支黑色签字笔，在笔记本上来回涂改，写了几行又划掉，眉头轻轻皱着，眼神落在桌面某处，像是在整理什么重要的思绪。我知道他昨晚又熬夜了——前天夜里突袭K-7据点时，他是第一个冲进地下室的人。回来后谁都没多问，可我记得他站在警车边抽烟的样子：烟头一明一灭，映着他脸上那道还没愈合的擦伤。

李悦来得晚了些，抱着笔记本快步走进来，肩上的帆布包晃了一下，差点撞倒门口的绿植架。她动作麻利地把设备接上投影仪，调试画面。屏幕亮起的瞬间，冷光打在她脸上，衬得肤色有些苍白。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轻轻点头。那一眼很轻，却像在说：“我准备好了。”我知道她在等我开场——不只是这场会议，而是我们为“回声计划”努力这么久以来，第一次真正走到台前。

郑铭坐在主位，翻着手里的文件，神情平静，看不出喜怒。他穿着深灰色夹克，里面是素色高领毛衣，整个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沉稳。作为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他向来话不多，尤其对这种“非传统警务”项目，一向持保留态度。其他部门的代表也陆续到齐了，政委、技术科、治安大队、法制办……十几个人围坐在椭圆桌两侧，低声交谈。有人翻材料，有人刷手机，还有人盯着ppt封面出神。“回声计划”四个字印得不大，却像一颗埋下的种子，静静等待破土而出。

“下面由陈昭同志，就‘回声计划’专案行动做总结汇报。”主持会议的政委开口，声音不高，但整个房间立刻安静下来。

我站起身，走到前面，打开ppt第一页。屏幕上出现一张照片——徐文芳穿着浅蓝色外套，站在小学门口，身边是个扎马尾的小女孩。背景是清晨的校门口，家长三三两两地送孩子上学，阳光洒在水泥地上，泛着暖意。没有代号，没有编号，只有名字：徐文芳。

会场里原本的低语声戛然而止。

“这不是一起普通的绑架案。”我说，“她是被遗忘的人。”

这句话落下，我能感觉到好几道目光投了过来，有怀疑，也有好奇。我顿了顿，继续说：“三个月前，我们在城西废弃化工厂地下三层捣毁了一个非法拘禁窝点，代号K-7。现场解救了六名受害者，都是长期失踪人员。他们被连接在一种神经映射装置上，持续接受外部信号刺激，用来训练行为模型。”

投影切换到现场照片：昏暗潮湿的地下室，铁架床并排摆放，电线像藤蔓一样缠绕在人的四肢上。受害者瘦得只剩皮包骨，眼神空洞，皮肤上有明显的电极灼痕。有人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

“这些设备不属于任何已知科研机构或医疗单位。”我接着说，“经技术鉴定，核心算法与境外某个黑市数据交易平台高度吻合。嫌疑人周雄曾任职于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所，离职后组建地下团队，专门筛选社会边缘人群进行‘人类样本采集’。”

赵勇接过话：“我在火车站片区巡逻两年，见过不少这样的人。冬天冻伤送医，治好了也没人管后续安置，出院第二天又回到桥洞。我们报过几次临时救助，但流程太长，等批下来人早就不见了。”他说得很平静，可我知道他在说去年冬天那个倒在天桥下的流浪汉——抢救三天后去世，身份至今没查清。

有人问：“你们的意思是，警察还要负责社会救助？”

李悦打开她的程序界面，调出“脆弱指数”模型。“我们不是要扩大职责，而是建立预警机制。”她说，“系统只对同时满足三项以上高危条件的人触发提醒，比如连续三个月没领补助、露宿公共场所超过五次、有精神类就诊史但中断治疗。目前模拟测算，全市每月平均触发预警四十七人次。”

她说话不紧不慢，逻辑清晰，每个词都像经过精密计算。她是市局最年轻的算法工程师，三十出头，却已在公共安全数据分析领域干了十年。当初是我把她从省厅借调过来的，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搞技术的不懂一线疾苦。可她用了三个月跑遍全市十二个街道救助站，亲手整理上千份档案，才建成了这个模型。

“然后呢？警察上门送棉被？”治安大队的老张语气带着质疑。他五十多岁，作风硬朗，一直认为警察的任务就是抓贼破案。

“不是送棉被。”我说，“是核实情况，协助联系民政、卫健或街道。哪怕只是确认他还活着，知道他需要帮助，就够了。周雄团队能精准锁定目标，是因为他们知道哪些人不会被人找。如果我们先一步介入，就能打破他们的筛选逻辑。”

现场沉默了几秒。有人低头记录，有人交换眼神，还有人望着窗外若有所思。

技术科一位老同志开口：“**问题怎么解决？采集这么多个人信息，合规吗？”

“不采集。”李悦答得干脆，“所有数据来自已有公共系统，包括医保缴费记录、低保发放台账、医院就诊信息、街头监控识别结果等。我们不做新增收集，也不留存原始信息。预警生成后，仅推送最后一次出现地点和外貌特征，由辖区民警人工核查。整个过程可审计、可追溯。”

她说完，会议室安静了一会儿。我能感觉到，最初的怀疑正在一点点退去。

这时郑铭终于开口：“想法不错，但执行难度不小。基层警力本来就紧张，再加任务，怕是顾不过来。”

我没有回避他的目光。他知道我说服不了所有人，所以我必须直面他。

“我们不要求全员参与。”我说，“试点期间只覆盖两个区，每个街道指定一名联络民警，配合街道办和救助站联动响应。刑警大队负责技术支持和数据维护，不增加一线负担。而且——”我顿了顿，“这不是额外任务，这是预防犯罪。”

他翻了一页材料，语气缓了些：“三个月评估期。如果效果达不到预期，项目自动终止。”

“可以。”我点头，“我们会按月提交运行报告，包括预警数量、处置结果、误报率和典型案例。”

赵勇补充：“我已经跟城西所和南湖所的负责人沟通过，他们愿意配合试点。”

李悦当场调出第一个成功干预案例——陈志明。屏幕显示他在救助站的照片，脸色红润了些，眼神也不再涣散。系统记录显示，从预警发出到民警上门，用时三小时十七分钟。

“他昨天打了电话给他姐姐。”李悦说，“这是三年来第一次联系家人。”

会议室里的气氛变了。有人开始主动提问，讨论如何优化响应流程；政委拿出笔在本子上记下几个关键节点；就连老张也低声说了句：“要是真能把人拦在坠落之前……也算功德一件。”

最终决定下达：在城西、南湖两个区试行“回声计划”。各部门配合提供必要支持，纪检组同步监督数据使用流程。

散会后，我收拾材料准备离开。刚走到门口，郑铭叫住我。

“陈昭。”

我停下脚步。

他站在窗前，手里拿着那份方案复印件。阳光斜斜地落在他肩头，影子拉得很长。他没看我，而是望着远处一栋老旧居民楼，外墙斑驳，晾衣绳纵横交错。

“你很执着。”他说，“但别忘了，我们的首要职责是破案、抓人、维护治安秩序。别把破案的功劳，变成越权的理由。”

我没有反驳。这句话我听过太多次了，从领导嘴里，从同行口中，甚至从我自己心里冒出来过。可我还是记得K-7地下室里那个女人的眼神——当她终于被唤醒，第一句话是：“我还活着吗？”

“我只是不想再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档案上的代号。”我说完，转身走出会议室。

走廊上，赵勇和李悦等在那里。赵勇递给我一瓶水，拧开盖子。他总是这样，不说多余的话，但细节从不落下。

“他说什么？”他问。

“警告而已。”我说。

李悦低头看着手机，忽然抬头：“系统刚收到一条新预警。”

我接过手机。屏幕上跳出一条通知：

【风险等级：一级】

姓名：未知

性别：男

年龄：约45岁

最后出现位置：东河路与建设街交叉口监控画面

行为特征：徘徊超两小时，衣着单薄，多次试图进入废弃商铺避寒

备注：近一个月未出现在任何救助登记系统中

赵勇立刻掏出对讲机：“我去现场看看。”

“等等。”我拦住他，“先联系街道值班员，确认周边是否有临时安置点。另外调取他最近三天的活动轨迹，看能不能锁定身份。”

李悦已经打开后台程序，手指快速敲击键盘。几秒钟后，地图上出现几个红点，连成一条缓慢移动的线。

“他一直在老工业区转。”她说，“昨晚在废品回收站附近翻垃圾桶，凌晨一点左右倒在路边，被环卫工叫醒后走开。今天早上七点出现在菜市场后巷，疑似捡拾剩菜，九点十分进入监控盲区，直到刚才重新出现。”

我盯着那条轨迹线，像读一段无声的求救信。这个人没有名字，没有住址，甚至可能连身份证都丢了。但他还在动，在挣扎，在试图活下去。

我把手机还给她，拿起外套。

“我们现在就去。”我说，“不管他有没有名字，都不能让他再在夜里冻着。”

车子驶出大院时，天色已经开始阴沉。风卷起枯叶拍打车窗，电台里传来天气预报：今晚最低气温零下三度，局部有雪。

我们沿着预警路径一路追踪，穿过废弃厂区、拆迁工地、断头路。这片区域曾是城市工业心脏，如今只剩锈蚀的管道和塌陷的厂房。导航几乎失效，全靠李悦根据摄像头分布推算可能路线。

十分钟后，我们在一处废弃超市门前停下。门框歪斜，玻璃碎裂，里面堆满杂物。门口蜷缩着一个人影，裹着一件破旧军大衣，帽子拉得很低，身体微微颤抖。

赵勇率先下车，慢慢靠近。“同志，你还好吗？”他声音温和，右手自然垂下，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

那人抬起头，满脸胡茬，眼窝深陷，嘴唇干裂出血。他警惕地看着我们，喉咙动了动，没说话。

“我们是警察。”我说着走近，“看到你在外面待了很久，担心你出事。要不要先去救助站？那边有热水、床位，还能吃饭。”

他摇摇头，声音嘶哑：“我不去……去了也没用。上次住了两天，出来还是没地方去。”

李悦蹲下来，语气轻柔：“那你愿不愿意告诉我们你的名字？我们可以帮你联系家人，或者申请临时补助。”

他沉默了很久，终于吐出两个字：“王……建国。”

这三个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某个尘封已久的锁。后来我们查到，他原是纺织厂工人，九十年代下岗，妻子病逝，儿子远走外地失联。他曾靠蹬三轮维生，五年前摔伤腰椎，失去劳动能力，渐渐滑入无人知晓的角落。

当晚，我们陪他办完手续，送他入住新建的过渡性救助中心。临别时，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出乎意料。

“你们……怎么会找到我？”他问。

我看着他浑浊的眼睛，认真地说：“因为我们开始学会听那些没人听见的声音了。”

回到局里已是深夜。办公室灯还亮着，李悦在整理今日数据日志，赵勇在写情况通报。我站在窗前，望着这座灯火渐稀的城市，想起徐文芳的女儿——那个扎马尾的小女孩，如今已被亲属接走。她在日记本上写道：“妈妈不在的日子里，我以为全世界都忘了她。但现在我知道，有人记得。”

“回声计划”不是英雄主义，也不是浪漫幻想。它只是一个承诺：在这个庞大而冷漠的系统里，不再让任何人无声消失。

只要还有一个身影在寒夜里徘徊，我们就不能停下脚步。

因为真正的正义，不止于破案之后，更始于悲剧发生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