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 第264章 别怕争议

周五的夜色温柔，像一张巨大的幕布，将白日的喧嚣与浮躁尽数遮掩。

社区礼堂里没有亮如白昼的顶灯，只有几排昏黄的落地灯，光线勉强勾勒出人们模糊的轮廓。

这里没有舞台，说话的人就站在听众面前，平等得像在自家客厅。

空气里浮动着老式投影仪风扇的嗡嗡声，和一丝淡淡的尘埃气息。

苏霓悄无声息地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像一滴融入大海的水。

她看着一个约莫十岁的小女孩，正有些紧张地操作着笔记本电脑，将一段视频投到前方的白墙上。

画面晃动着，一个布满皱纹的老人出现在镜头里，眼神浑浊，却在努力地看向镜头外的孙女。

“爷爷，您当年为什么不去上大学啊？”女孩稚嫩的声音响起，带着天真的好奇。

老人沉默了许久，浑浊的眼眶渐渐泛起一层水光。

他用粗糙的手背抹了一下眼睛，声音嘶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录取通知书到了，家里说，弟弟……弟弟比我更需要那份粮票。他是男孩，要传宗接代。”

话音落下，整个礼堂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投影仪的风扇声，固执地转动着，仿佛在为那段被尘封的岁月叹息。

苏霓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那份压抑的、无处言说的牺牲，跨越了半个世纪，依然能精准地刺痛每一个听者的神经。

她注意到，几乎每位上台分享的家长或被孩子们采访的长辈面前，都摆着一张小小的、用硬纸壳做成的卡片。

上面是手写的字迹，每一张都一样——“我说出的，是我愿意被记住的”。

这句话像一道微光，照亮了这些破碎、零散，甚至带着伤痛的记忆。

它不是被迫的交代，不是猎奇的展示，而是一种郑重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托付。

托付给愿意倾听的耳朵，托付给未来。

苏霓没有上台的打算。

今晚，她是纯粹的倾听者。

她从包里拿出手机，悄悄调到录音模式，将手机放在腿上，屏幕朝下。

这些声音太珍贵了，她想带回去，带给陆承安听。

这些不属于宏大叙事，却构成了生命本身的故事，是他们共同事业最坚实的土壤。

就在苏霓沉浸在这份厚重的集体记忆中时，几十公里外的中央商务区（cbd）顶层律所里，陆承安刚刚结束一个跨国并购的视频会议。

他揉了揉眉心，落地窗外的城市灯火璀璨如星河，却照不进他眼底的一丝疲惫。

桌上的内线电话响起，是前台转接的。

一个年轻而急切的声音传来：“您好，是陆承安律师吗？我……我是名小学老师，我有个问题想咨询您。”

陆承安的声音温和而沉稳：“请讲。”

“我们学校……让学生做口述史报告。有个孩子采访了他父亲，写了他父亲年轻时当‘待业青年’，在街头给人修自行车，还因为投机倒把被短暂拘留过的经历。报告写得特别真诚，可……可校领导看到了，觉得‘影响不好’，要求把这份报告撤回，让孩子重写。”年轻教师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与无力，“我们该怎么办？这合法吗？这合理吗？”

陆承安的指尖在光滑的桌面上轻轻敲击着，目光却变得锐利起来。

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孩子的父亲，是否同意这份报告被公开？”

“同意！他亲自签了字的！他说，那就是他的一部分，他不觉得丢人！”

“很好。”陆承安的声音里透出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你听好，不必跟校方纠缠于‘影响好坏’这种模糊不清的道德评判。援引新修订的《非官方文化记录管理条例》第十七条——‘以家庭成员为单位进行的非虚构记录，在获得当事人的书面授权后，即具备合法性，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内容不当’为由强制撤回或修改’。”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吸声，显然是对方在飞速记录。

陆承安继续道：“另外，我建议你不要单打独斗。你可以借此机会，在家长和老师中发起一个‘知情同意工作坊’，公开讨论这件事。把选择权和判断权，交还给每一个家庭。让大家明白，记录的权利，首先属于被记录者自己。”

在挂断电话前，他放轻了声音，仿佛能看到电话那头那个为学生奔走的年轻身影。

“别怕争议。”他说，“真正的教育，不是消除分歧，而是教会孩子们如何面对一个充满分歧的真实世界。”

同一片夜空下，赵小芸正心神不宁地刷新着女儿班级的微信群。

班主任刚刚发起了一个匿名投票：“关于是否支持将‘拍摄祖辈口述生活史’作为一项正式的寒假作业？”

起初，支持与反对的票数犬牙交错，但渐渐地，反对票开始以微弱的优势领先。

聊天记录里，一些家长的担忧清晰可见：“让孩子接触这些陈年旧事，会不会太沉重了？”“万一问到什么不该问的，伤害了老人怎么办？”“我们家的历史很平凡，没什么好说的。”

赵小芸的手指在屏幕上悬停了许久，最终没有公开发言。

她点开几个一直保持沉默，但她感觉可能会是同盟军的家长的头像，私信发过去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她自己的母亲，坐在老式收音机前，戴着耳机，脸上带着一丝羞涩而满足的微笑。

那是母亲上次录制完自己年轻时在纺织厂当挡车工的故事后，她抓拍下来的。

照片下，赵小芸只附了一句话：“我妈妈说，她不怕了，是因为她知道，真的有人愿意听。”

没有长篇大论的劝说，只是一份无声的证明。

做完这一切，她关掉了手机。

当晚，她没有再去看投票结果。

但第二天清晨，班主任在群里公布，项目以三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

那些悄然变化的反对票，像一场无声的雪，在深夜里静静融化。

一周后，林晚的邮箱里收到了一封来自试点学校的邮件。

邮件里附着一个视频链接，标题是《听得见的中国·童年版》。

她点开视频，m00015音频库里那些或苍老、或激昂、或平淡的声音，被一群孩子用稚嫩的旁白和自己拍摄的空镜头巧妙地混剪在一起。

视频的结尾，是在校庆日上播放时的现场录像，当最后一个老人的声音落下，全场响起长久的、混杂着抽泣声的掌声。

校方在邮件里兴奋地表示，准备将这部短片拿去申报市里的青少年新媒体创作大奖。

林晚的指尖在键盘上飞舞，回复的邮件却异常简短：“感谢。但请务必让孩子们自己提交这份作品，所有署名顺序，由他们自己商议决定。”

三天后，这部短片出现在各大视频平台上。

创作者一栏，第一个名字是：“张小满（代表全班采访小组）”。

而在视频的最后，一行小字缓缓浮现：“我们不是在复述历史，我们是在练习共情。”

这行字，让林晚在办公室里，第一次为这个项目流下了眼泪。

周末，苏霓陪陆承安去一家大型书店买最新的法律教材。

在整理旧物时，她无意间翻出了一份多年前的会议纪要复印件。

那是她因为在主持一档民生直播节目时，情绪激动地为一位求助者哽咽，而被台领导严厉训斥的记录。

复印件的页边空白处，还有当时一位老主任龙飞凤舞的批注：“主持人应保持绝对客观，情绪化表达不宜推广，易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和模仿效应，导致‘失控’。”

曾几何时，这“失控”二字，是压在她心头的一块巨石。

她拿出手机，将这份泛黄的纪要拍了下来，连同那段小学生采访爷爷的口述视频链接，一起发到了一个尘封已久的老媒体人微信群里。

她没有加任何评论，只写了一行字：“各位老师，你们当年怕的‘失控’，现在成了小学生的课堂标配。”

群里一片死寂，长达十几分钟。

终于，一个头像许久未曾亮起的人，发来一条语音。

苏霓点开，一个熟悉又苍老的声音响起，正是当年那位批评她“嘴快心野”的老主任。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和感慨：“苏主持人……我错了。我孙女昨天写作业，跑来问我，‘奶奶，你这辈子有没有偷偷哭过一次？’”

那一刻，苏霓感到多年的执拗与委屈，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轻轻地烟消云散。

在书店的儿童区，一阵清脆的童声吸引了她的注意。

一个背着小书包的男孩仰头问他的妈妈：“妈妈，如果我说的故事让别人听了难过，那我是不是就不该说？”

那位年轻的母亲没有敷衍，而是认真地蹲下身，平视着孩子的眼睛，温柔而坚定地回答：“宝贝，你可以选择不说。但如果你决定要说，那就要有勇气，陪着他们一起听完眼泪的声音。”

苏霓的脚步顿住了。

她看着那对母子，心里某个柔软的地方被深深触动。

她转身，从随身的布包里，拿出了一本她最近一直在读的《口述伦理入门手册》，轻轻地放在了旁边一个人流量最大的书架上，封面朝外，格外显眼。

她没有留下任何记号，只是做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分享。

走出书店时，午后的阳光正暖，斜斜地打在玻璃门上，映出她和陆承安并肩而行的身影，也映出了她嘴角那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

那笑容，像一枚在风中飘荡了许久，终于落地的种子，正静静地等待着，下一次风的到来。

而此时的赵小芸，在赢得那场艰难的投票后，却一连失眠了好几晚。

胜利的喜悦很快被一种更沉重的责任感所取代。

她摊开一张巨大的中国地图，指尖在地图上那些连绵起伏、被标记为深褐色的群山轮廓上，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

那些被繁华都市的霓虹远远抛在身后的，沉默的褶皱里，究竟还埋藏着多少未曾被听见的声音？

深夜里，她忽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悸，仿佛能穿透钢筋水泥的阻隔，听见从那遥远的山脉深处，传来一种沉闷而巨大的回响。

那回响，既非哭泣，也非欢笑，像万千份被压在箱底的陈旧卷宗，在同一时刻发出的共振。

那声音，像是一种召唤，更像是一种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