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国行：粤语诗鉴赏集 第291章 方言的抵抗与诗意的重

《方言的抵抗与诗意的重生》

——论树科《我嘟傻嘅？》中的语言政治与存在叩问

文\/元诗

在当代汉语诗歌的版图中，粤语诗歌以其独特的语言质地和文化立场，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异质性存在。树科的《我嘟傻嘅？》以看似日常的对话场景，实则完成了一次对诗歌本质的深刻叩问，更在方言与标准语的张力中，展现了被主流话语边缘化的语言如何成为抵抗文化同化的堡垒。这首诗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文学性，更在于它无意间触及的\"语言政治学\"——当一位诗人选择用被官方话语体系视为\"地方性知识\"的粤语写作时，他实际上在进行着双重抗争：既对抗着诗歌日益边缘化的文化处境，又对抗着普通话霸权对方言生存空间的挤压。

一、方言作为诗性栖居的抵抗空间

\"连载呢本诗集\/出版呢啲诗前\"——诗歌开篇即以粤语特有的语法结构（如量词\"呢本呢啲\"的使用）和词汇（\"佢\"代指\"她\"）确立了其语言立场。这种选择绝非偶然，在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政策背景下，方言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姿态。粤语在历史上曾是岭南地区的\"雅言\"，承载着丰富的文学传统，从粤讴、木鱼书到当代粤语流行歌词。树科以粤语入诗，延续了这一传统，更在全球化语境中为地方性知识争取话语权。

诗中呈现的\"语言冲突\"极具象征意义：\"幼师佢微微一笑\"与\"嗰女系小学老师\"构成两个教育体制代言人的形象，她们对诗歌创作的反应形成递进式的否定。幼师的评价\"写诗\/唔系写小说\/既冇面，又冇钱嘅事\"揭示了实用主义价值观对诗性精神的压制，而小学老师更直指时代错位：\"老窦，嘟乜鬼嘢年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否定性评价都以标准语思维呈现（虽用粤语发音，但逻辑是实用主义的），而诗人的坚持则以纯正的粤语表达，形成两种价值观的语言对峙。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在《千高原》中提出\"少数文学\"概念，认为被主流语言压制的方言写作具有政治性和集体价值。树科的实践恰印证此点——当\"我嘅生活，我嘅节奏\"用粤语表达时，不仅传递信息，更在语言肌理中保存了特定的生活方式和思维结构。粤语的\"我嘟傻嘅？\"这个反问，在普通话中难以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这种\"不可译性\"正是方言诗学的价值所在。

二、诗与存在的双重边缘化处境

诗歌通过三层对话，展现了诗意生存遭遇的多重否定。首先是诗人自我告白的场景：\"我同佢讲过咗：\/从添日开始\/我进入创作\"，这里的\"佢\"可以理解为另一个自我或亲密他人，此时创作冲动仍保持理想色彩。随后幼师的评价代表了社会一般看法，将诗歌贬低为无实用价值的活动；最后小学老师的质问则更具时代批判性，她将诗歌创作视为不合时宜的行为。

\"我真嘅郁喺心度\/我真嘅好耐无语……\"这两行诗在语法上体现了粤语特色（如\"郁\"表示\"憋闷\"，\"喺心度\"即\"在心里\"），在情感上则传递出深刻的孤独。这种\"无语\"状态极具悖论性——诗人用语言表达的正是语言无法沟通的困境。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指出，理解总是发生在特定语言境遇中，当对话双方处于不同语言世界时，真正的理解便难以达成。诗中两代人的隔阂，本质上是诗性思维与工具理性的不可通约。

诗题《我嘟傻嘅？》的自问，将这种边缘处境推向存在论层面。\"傻\"在粤语中既有\"愚蠢\"之意，也可指\"执着到不合时宜\"。诗人的自问实际上是对整个诗性生存方式的反思——在一个崇尚即时利益的时代，坚持诗歌创作是否确是一种\"愚蠢\"？这种发问令人想起屈原的\"众人皆醉我独醒\"，只是树科以自嘲而非悲壮的方式表达，更显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三、口语诗学的张力与超越

树科的诗歌在形式上采用了典型的口语化表达，却实现了对日常语言的超越。全诗几乎没有使用传统诗歌的修辞技巧，而是通过对话场景的戏剧性呈现和语言本身的节奏感创造诗意。如\"幼师佢微微一笑\/睇唔到乜嘢意思？\/佢跟住先话：\"这段描写中，\"微微一笑\"与\"跟住先话\"之间的停顿，以及粤语特有的语序（如\"跟住先\"表示\"然后才\"），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韵律。

这种口语诗学令人想起20世纪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主张：\"没有思想\/除非在事物中\"。树科将诗歌理念的冲突具象化为具体的人际互动，避免了抽象议论。诗中\"面\"与\"钱\"的直白表述，反而比任何华丽辞藻更能揭示物质主义对精神的侵蚀。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曾将\"现代性\"定义为\"暂时的、易逝的、偶然的\"与\"永恒不变的\"二者的结合，树科的诗歌正体现了这种结合——他用最当下的方言口语，处理了诗歌永恒的生存困境问题。

四、方言诗歌的文化政治意涵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粤语写作具有特殊的文化政治意涵。一方面，粤语作为区域内重要交流工具，其活力体现在流行文化中；另一方面，普通话推广政策使粤语传承面临挑战。树科的诗歌在此时坚持粤语创作，具有文化保存的自觉意识。

诗中两代教育工作者对诗歌的否定态度，暗示了教育体制在语言传承中的矛盾角色。这些教师本应是文化的传递者，却成为实用主义的代言人。这种讽刺性场景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人文精神的失落。俄罗斯文学理论家巴赫金认为，语言总是充满\"杂语\"和\"多声部\"的竞争，树科诗歌中粤语与标准语思维的对抗，正是这种语言竞争的微观呈现。

《我嘟傻嘅？》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文学成就，更在于它无意中成为方言抵抗文化同化的样本。当诗人用\"我真嘅郁喺心度\"表达无法言说的郁闷时，粤语本身就成为情感的载体和身份的宣示。在全球化语境中，这种坚持地方性语言的写作，实际上是对文化多样性的扞卫。

结语：

树科的《我嘟傻嘅？》以质朴的粤语对话，构筑了一个诗性的抵抗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方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存在方式的表征；诗歌创作不仅是个体表达，更是对抗文化同化的政治实践。当诗人以\"我真嘅好耐无语\"作结时，这种\"无语\"恰恰是最有力的语言——它揭示了诗性精神在当代的困境，也预示了可能的突围路径。

在标准语日益扩张的今天，方言诗歌如同文化多样性的基因库，保存着 alternative 的思维方式和感知模式。树科的诗歌实践提醒我们，真正的诗性精神往往存在于主流之外，在那些被质疑\"嘟乜鬼嘢年代\"的坚持中，在那些被视为\"傻\"的执着里。诗歌与方言的双重边缘身份，在此诗中反而成就了一种批判性的力量，它通过对语言本身的思考，抵达了对存在本质的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