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国行：粤语诗鉴赏集 第742章 机械与肉身的复调

机械与肉身的复调

——论树科粤语诗《正嘢》中的存在之思与语言诗学

文\/元诗

在人工智能与传统文化激烈碰撞的二十一世纪，树科的粤语诗《正嘢》以看似简单的意象并置，构筑了一个充满张力的诗学空间。这首创作于2025年国庆日的短诗，通过“春晚机器人”与“国庆仪仗队”的视觉循环联想，揭示了技术时代人类存在状态的深刻悖论。诗人用粤语这一充满地域生命力的语言载体，完成了对现代性危机的诗学诊断，其价值远超普通乡土书写，成为观照华夏文明现代转型的棱镜。

一、镜像循环中的存在之困

诗歌以“春晚，睇到跳舞嘅机器人\/噈谂到咗仪仗队”开启，又在第二节形成“国庆，睇到仪仗队\/又谂返到机器人”的回环结构。这种刻意营造的镜像修辞，令人想到庄子梦蝶的古典哲学命题：“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庄子·齐物论》）但树科的现代性困境在于，机器与人的互文关系不再具有物我两忘的诗意，而是指向海德格尔所警示的技术“座架”现象——当人类通过技术实现对象化世界时，自身也不可避免地被技术所框定。

诗中机器人的舞蹈与仪仗队的正步形成微妙对照。仪仗队作为国家仪典的肉身符号，其动作经过严格程式化训练，体现着福柯所说的“规训权力”对身体的塑造；而春晚机器人作为技术文明的展示品，其舞蹈本是对人类动作的模仿。但当两者在视觉记忆中不断互涉，实则揭示了更残酷的真相：在高度组织化的现代社会中，人类行为与机械运作的边界正在模糊。这种异化体验遥应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论断：“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异己的力量”，但树科以诗性直觉捕捉到，异化已从劳动领域渗透至庆典仪式这种本该最具人文性的活动。

二、粤语诗学的抵抗姿态

选择粤语写作此诗具有深意。在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的背景下，粤语不仅是一种方言，更是保存古汉语音韵的活化石，承载着岭南地域的文化记忆。诗人用“睇到”“噈谂到”“谂返”等粤语词汇，在机械复制的时代坚守了语言的肉身性。正如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所言，方言蕴含着抵抗同质化经验的潜能。当机器人用标准普通话播音时，粤语的音韵节奏本身就成为对技术理性的诗学反抗。

这种语言选择暗合了诗歌的内在主题。仪仗队的标准化正步，隐喻着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对统一性的追求；而春晚机器人的批量生产，则是技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在此背景下，粤语写作如同阿多诺所说的“否定辩证法”，通过保持差异性来维护精神的自由空间。值得注意的是，诗歌收录于《诗国行》鉴赏集，这个标题本身即构成反讽：在诗之国度中，用边缘性方言书写对中心主义的批判，恰是诗歌“各行其道”精神的体现。

三、时间政治中的身体寓言

诗歌刻意选取“春晚”与“国庆”两个典型的时间节点，构建出独特的政治时间诗学。春晚作为农历新年的民俗仪式，国庆作为现代国家的政治仪式，本应分属民间与官方、传统与现代的不同时间体系。但机器人在春晚的登场，暗示着技术逻辑对传统节庆的殖民；而仪仗队在国庆的展示，原本彰显的是**力量象征的国家权威。当两者在认知中产生混淆，揭示的正是技术理性与政治理性在当代中国的合流。

这种时间政治的理解，可参照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在树科笔下，春节的循环时间（自然时间）与国庆的线性时间（历史时间）被技术现代性所统合，形成新的统治时空体。仪仗队员的身躯作为国家意志的载体，其实与机器人作为程序指令的载体，共享着相同的控制逻辑。这里可见鲁迅《复仇》中对“看客”心理的现代变奏：当观众在春晚欣赏机器人舞蹈，在国庆围观仪仗队分列式，其实都是在参与一场盛大的集体无意识仪式，而诗人通过“谂到”“谂返”的联想链条，刺破了这场仪式的幻觉本质。

四、岭南诗学的现代性转换

将这首诗置于岭南文学传统中考察更具深意。从六祖惠能“不是风动不是幡动”的禅机，到陈白沙“以自然为宗”的心学，岭南思想素来重视主体意识的觉醒。树科此诗延续了这一脉络，但将观照对象从自然景物转向技术景观。在韶关沙湖畔写就的这首诗，地理上靠近禅宗祖庭南华寺，精神上也承接了“顿悟”的传统：诗人通过两个日常场景的突然并置，实现了对技术本质的刹那洞见。

这种现代性转换令人想起另一位粤语作家西西的《我城》，但树科的突破在于，他不再如西西那样用童稚化叙事消解政治沉重，而是以冷静的意象碰撞展现存在的荒诞。诗中“正嘢”这个标题尤其值得玩味，粤语中“正”既可表示“正宗”“美好”，也暗含“正规”“正式”的体制化意味。诗人用这个充满张力的标题，暗示所谓“正宗”的现代性生活，实则充满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反讽艺术接近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通过打破观众的习惯性认知，促使重新审视看似自然的社会现象。

五、诗歌形式的哲学隐喻

这首仅四行的短诗，在形式上本身就是对现代性困境的隐喻。诗歌的极端简洁与表现主题的复杂深刻形成反差，恰如当代生活中信息爆炸与意义匮乏的悖论。第二段对第一段的重复变奏，模仿了机械复制的逻辑，但这种模仿中又包含着差异（“仪仗队”与“机器人”的顺序颠倒），正如本雅明所说，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品的“灵晕”正在于细微的差异性中。

这种形式设计令人想起庞德《在地铁站》的意象并置，但树科的创新在于加入了时间维度（春晚与国庆）和政治维度。两个意象的互文关系，构成德勒兹所说的“根茎式”思维模型——没有中心节点，只有无限连接的网络。这种结构反抗着线性进步史观，揭示出所谓现代性不是单向进化，而是各种力量交织的复杂场域。诗歌结尾的省略号尤为精妙，既暗示这种联想循环的无限延续，也为读者留下参与解读的空间，实现了罗兰·巴特所倡导的“作者之死”的阅读民主化。

结语

树科的《正嘢》以其凝练的诗性智慧，在机器与肉身、技术与传统、国家与个体的多重张力中，开辟了当代诗学的新路径。这首诗的价值不仅在于用粤语写作的地域性坚守，更在于它成功将岭南文化的禅悟传统创造性转化为应对技术危机的诗学武器。在全民狂欢技术奇观的今天，诗人以清醒的洞察力提醒我们：当仪仗队与机器人相互成为镜像，或许正是重新思考“何以为人”的时刻。这首诗犹如本雅明寓言中的“历史天使”，在技术进步的风暴中回首凝视废墟，用诗行保存那些被主流叙事遗忘的异质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