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更为基础、影响也更为深远的变革,正如同涓涓细流,悄然在赤火公社控制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处屯堡渗透开来。
这一切,源于孟瑶坚持不懈的推动。
作为赤火公社的“大管家”和最重要的记录者,孟瑶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体会到“睁眼瞎”的痛苦与局限。
她亲眼见过农民因不识字而看不懂公社张贴的分配公告,被人轻易蒙骗;见过士兵因不会简单计算而在分发物资时出错,引发矛盾;更见过旧世界如何通过垄断知识,将绝大多数人牢牢压在底层。
“军事学院培养利刃,公仆学院培养骨干,格物学院培养巧匠,牧耕学院培养田把式……这都好!”
孟瑶在一次由她发起的三地通讯中,罕见地语气激动,“可如果我们的孩子,我们未来的希望,依旧十个里有九个不认得自己的名字,看不懂最简单的文书,那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有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因为后继无人而崩塌!我们打碎了一个旧牢笼,不能自己再造出一个新的知识牢笼!”
她的呼吁得到了陈烬、韩澈、赵将三人的一致支持。
很快,一项旨在普及最基础教育的计划迅速启动。它有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启明计划”。
而承担这一计划的基层学堂,则被统一命名为“启明学院”。
它们可能只是村头祠堂里辟出的一角,可能只是屯堡土墙下搭起的一个草棚,但它们拥有的目标却无比宏大:扫除文盲,启蒙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素质。
教材的编写成了重中之重。
孟瑶亲自牵头,组织了一批受过教育、理念坚定的同志和部分投诚的开明士人,日夜赶工。他们编写的教材极为特殊:
《识字课本》的第一课,不再是“天地玄黄”,而是“人、手、口、田”。配图是一个健壮的农民在田间劳作。课文是:“人有手,能种田。种出粮,大家吃。”
《算数启蒙》不再只是枯燥的数字,而是“公社收了五百斤粮,平均分给十户人家,每户得多少?”“修水渠,甲队出工三十人,乙队出工二十人,一共多少人?”
《道理初讲》则用最简单的故事和图画,讲述着:“为什么过去张老爷不种田却吃白米?”“为什么我们要团结起来成立公社?”“赤火公社为什么要帮助穷苦人?”
教材将识字、算数的基础知识与赤火社最核心的“劳动创造价值”、“团结互助”、“公平正义”等理念,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孩子们在学会写“人”字的同时,也理解了人的尊严;在学会计算“平均数”时,也懂得了分配的原则。
教师队伍是一大难题。
主力是各地稍微识些字的公社干部、伤退转业的老兵、以及少数愿意投身此事的年轻士子。
孟瑶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小先生制”,让学得快、讲得好的年纪稍长的学生,去帮助更小的孩子。
推行之初,阻力不小。
许多贫困农户觉得“半大小子正是干活出力的时候,跑去念书纯属瞎耽误工夫”。
孟瑶和基层干部们便耐心做工作,甚至承诺在学堂附近开办简易的工坊,让孩子们放学后也能做些编织、糊盒之类的轻活补贴家用。
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在北疆,一个匈奴孩子放学回家,用刚学会的汉字和算术,帮父亲算清了用羊羔换粮草的账目,让父亲免于被奸商盘剥,父亲摸着孩子的头,第一次觉得“念书好像有点用”。
在中原,一个女孩在“启明学院”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和简单的句子,她兴奋地告诉母亲:“娘,我会写‘女人也能顶半边天’了!”母亲怔怔地看着女儿,眼眶微微湿润。
在江南,孩子们在学堂里学会了计算堤坝需要多少土石方,放学后竟也能像模像样地给修堤的大人们提点建议,引得大人们哈哈大笑,却又暗自惊讶。
孟瑶时常会走访这些散布各地的“启明学院”。
她站在教室外,听着里面传来的、参差不齐却无比认真的朗朗读书声,看着那些曾经满是尘灰和茫然的小脸上,逐渐绽放出求知的光彩,她觉得,这是她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情。
这些学堂里走出的孩子,或许不会立刻成为冲锋陷阵的勇士或治国理政的干才,但他们不再是“睁眼瞎”。
他们识了字,懂了理,有了最基础的计算和能力。
他们将是新世界合格的劳动者,是赤火理念更坚定的拥护者,是未来一切事业的根基。
“启明学院”点亮的,是无数双曾经蒙昧的眼睛。这星星点点的光芒,看似微弱,却真正照向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
赤火公社的变革之风,终究不可避免地吹向了社会结构中最沉寂、却也最根基的角落——女性的地位与命运。
这一次,推动力来自内部。
孟瑶,这位赤火公社的“大管家”,自身便是女性能力的最好证明。
但越是参与核心事务,她越是深切地感受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仍有半数的人口被无形的枷锁束缚着,她们的智慧与力量被严重低估和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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