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手帐 第383章 过小年

腊月的沈阳，天黑得早。下午四点多钟，日头就已经斜斜地挂在西边天际，把大东区那些灰扑扑的屋顶染上一层稀薄的金色。北风从新开河那边刮过来，穿过横街可久里的巷子，卷起地上的积雪粒子，打在脸上像针扎似的疼。

我缩了缩脖子，把棉袄领子又往上拽了拽，手里紧紧攥着那张还带着油墨香的《中国少年报》。报纸是寒假返校时老师发的，说是让我们带回家给父母也看看。可我哪等得及回家，一出校门就迫不及待地翻开了。

**主席亲笔题写的“中国少年报”五个字红得耀眼，在灰蒙蒙的冬日里像一簇火苗。头版上是**和**主席的画像，两位领袖都穿着中山装，面带微笑。底下那行“庆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黑体大字，我认得全，却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老师上课时念了周总理的报告，说什么“四个现代化”，我们这些孩子听着新鲜，拍手倒是拍得响亮。

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瞟到报纸右下角——1965年的年历表。腊月二十三，小年；腊月三十，除夕。我在心里默默数着日子，脚下不知不觉加快了步伐。

拐进可久里胡同，青石板路被冻得硬邦邦的，缝隙里塞满了黑雪。8号院的门楼有些歪斜了，那是清朝留下来的老四合院，我们九户人家挤在里面。我家住东厢房，进门要跨过一道高高的门槛。

“回来啦？”妈妈正在外屋地烧火，灶膛里的火光把她的脸映得红扑扑的。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手里的活没停，“把报纸放桌上，赶紧写作业。你爸下班还得一会儿。”

我把报纸小心翼翼地铺在炕桌上，四个角都压平了，这才从书包里掏出课本。可那些字在眼前晃来晃去，怎么也进不到脑子里。耳朵倒是竖得老高，听着巷子里的动静。

果然，没过多久，院门外就传来踢踢踏踏的脚步声。

“庆柏！庆柏在家不？”是高日辉的声音，带着东北女孩子特有的敞亮劲儿。

我“噌”地从炕上跳下来，棉鞋都没穿好就往门外跑。妈妈在身后喊：“穿上鞋！冻脚！”

院子里已经聚了四五个人。高日辉穿着红花棉袄，袖口磨得发白；王维剑戴着个雷锋帽，两个帽耳朵一扇一扇的；何北和明杰站在一块儿，俩人都搓着手，嘴里哈出白气。

“看见没？今天发的报纸！”我炫耀似的说。

“谁没看见似的，”王维剑撇撇嘴，“我们班也发了。老师说要给爸妈看，可我爸妈不识字，我也认识的不多，磕磕巴巴地没读几句，他们就不爱听了。”

高日辉凑过来，压低声音：“别说报纸了，说正事儿——你攒多少了？”

我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我神秘兮兮地左右看看，才从棉袄内兜里掏出个小布包，打开一看，里面躺着三个红彤彤的小鞭。

“就三个？”何北有些失望。

“你懂啥，”我小心翼翼地把布包包好，“我这叫细水长流。商店老板说了，年前还会进货，我钱都攒着呢。”

明杰问：“还是八王寺那个店？”

“那可不，”我来了精神，“就汽水厂边上那个。老板人好，整挂的鞭炮都给拆着卖，一分钱两个。我算了，到年跟前，怎么也能攒够二百个。”

“二百个！”王维剑眼睛都直了，“那得放多久啊！”

我们正说着，巷子口传来“叮铃铃”的自行车铃声。是八王寺汽水厂下班的工人，车把上挂着网兜，里面装着空饭盒。有个叔叔看见我们，笑着喊：“小崽子们，又琢磨放炮呢？离远点放，崩着眼！”

我们哄笑着应了，心里却已经开始盘算今天的“放炮大计”。

可久里胡同往西走二百米，就是大河泡，有片空地，原来是哪个厂子的仓库，塌了之后一直没修，就成了我们这帮孩子的“根据地”。空地上积雪很厚，踩上去“嘎吱嘎吱”响。我们找了块背风的地方，开始今天的仪式。

我从布包里取出一个小鞭，竖在雪地上。雪被压出个浅浅的小坑，小鞭站得笔直。

“谁点？”我看向他们。

几个孩子面面相觑，最后目光都落在高日辉身上。她个大，胆子最小。

“我、我今天肚子有点疼……”高日辉往后退了半步。

“又来了又来了，”王维剑起哄，“每次让你点你就肚子疼。”

我掏出火柴——是从家里灶台上偷偷拿的，红头的，很容易滑着火。我蹲下身，眯起一只眼，让火柴头对准砂纸。

“嚓”的一声，火苗窜起来。

我赶紧把火柴凑到小鞭的引线上。那截细细的灰线一碰着火，立刻“滋滋”地冒起火星。我转身就跑，没跑两步——

“砰！”

清脆的炸响在空地上回荡，雪沫子炸起老高。我们同时“哇”地叫起来，尽管每年都放，可这声响总能让人心头一颤。

“该我了该我了！”王维剑抢过第二个小鞭，有样学样地立在雪地上。可他手抖，火柴划了三次才点着，等点着引线，跑得比兔子还快，差点在雪地里摔个跟头。

第二个响声过后，雪地上留下两个黑乎乎的小坑，像大地睁开了两只眼睛。

就剩最后一个小鞭了。大家都看着我。

我捏着那个小鞭，指尖能感觉到里面火药的颗粒感。脑子里突然冒出个大胆的念头。

“今天，”我清了清嗓子，“我给你们表演个拿手放。”

空气安静了一瞬。

“你疯了？”高日辉第一个叫起来，“手不想要了？”

“就是，”明杰也劝，“我爸厂里有个学徒，去年拿手放二踢脚，手指头崩掉一块肉。”

何北没说话，眼睛却直勾勾盯着我手里的小鞭。

王维剑则是满脸兴奋：“真敢？你要是敢，明天我请你吃糖稀！”

被他们这么一说，我那股子冒失劲儿上来了。在伙伴面前，尤其是高日辉面前，我不能怂。我把小鞭捏在右手拇指和食指之间，让引线朝外，长长地露出来一截。

“看着啊。”

左手拿起火柴盒，抽出一根。这次手居然不抖了。

“嚓——”

火苗跳动。我把点着的火棍慢慢移向引线，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咚咚咚”，像敲鼓。高日辉已经捂住了耳朵，眼睛闭得紧紧的。王维剑离我远远的，生怕小鞭嘣着他。

引线碰到火，“滋滋”地烧起来，那火星飞快地往鞭炮那头跑。

时间好像变慢了。我能看清引线燃烧时迸出的每一粒火星，能感觉到手指间那个小圆柱体微微发热。脑子里闪过妈妈的脸，闪过炕上那床补丁摞补丁的棉被，闪过爸爸每月领工资时小心翼翼数钱的样子。

然后——

“啪！”

清脆、短促，像有人在耳边打了个响指。手指猛地一麻，接着是火辣辣的疼。小鞭在我指尖炸开，碎纸屑四散纷飞，一股硝烟味直冲鼻子。

我愣愣地站在原地，右手还保持着那个伸直的姿势。拇指和食指都被熏黑了，指尖传来一阵阵刺痛。

“我的妈呀……”高日辉慢慢放下手，眼睛瞪得溜圆，“真、真炸了？”

王维剑扑上来抓我的手：“我看看我看看！疼不疼？”

我把手缩回来，强忍着疼，故意满不在乎地甩了甩：“没事儿，就跟针扎了一下似的。”可实际上，指尖已经红肿起来，疼得我直抽冷气。

明杰仔细看了看：“还好，没破皮。你这胆子也太大了。”

何北终于说话了，声音小小的：“庆柏，你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

那一刻，指尖的疼痛好像真的不算什么了。我挺直腰板，感觉自己是电影里的英雄，是《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是《红岩》里的许云峰。北风刮在脸上也不觉得冷了，心里头热烘烘的。

回家的路上，我们约好明天放了学还来。高日辉破天荒地说要带两个他攒的小鞭，王维剑则嚷嚷着要学拿手放——当然，被我们一致否决了。

进了院门，妈妈正在盛饭。看见我，她头也没抬：“洗手吃饭。”

我悄悄把右手藏到身后，用左手掀开门帘。炕已经烧热了，坐上去暖烘烘的。我把书包放下，假装写作业，眼睛却不时瞟向炕头。

那里，炕席底下，藏着我全部的宝贝。

等妈妈去外屋地炒菜，我赶紧掀开炕席一角。炕席是新编的，高粱杆子还带着淡淡的草木香。底下，整整齐齐码着一排排红色的小鞭，都是用攒了半年的零花钱买的——帮妈妈打酱油剩下的一分，捡废铁卖的两分，偶尔爸爸高兴给的五分。数了数，一百二十七个。我每天都要数一遍，梦里都是这个数字。

腊月一天天深了。街上的年味越来越浓，副食店门口排起长队，人们拿着副食本，等着买那点凭票供应的豆腐、鸡蛋、花生、瓜子。可久里胡同里，不时能听见零星的鞭炮声——那是和我们一样心急的孩子，等不到除夕。

我把小鞭藏在炕席底下，是因为东北的冬天太潮。去年，我把好不容易攒的五十个小鞭藏在柜子里，等到年三十拿出来，有一半都受了潮，点不着，把我心疼得好几天没睡好。今年我学聪明了，炕头最暖和，也最干燥。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

妈妈一大早就开始忙活。她把攒了半年的白面拿出来，要包饺子。爸爸也难得提前下了班，带回来二两肉——肥多瘦少，但在那时已经是难得的美味了。

“今天过小年，咱们也改善改善。”爸爸笑着说，从怀里掏出个小纸包，“看，还买了点棒糖。”

棒糖！我和弟弟们的眼睛都亮了。那是祭灶用的，麦芽糖做的，粘牙，但甜得要命。一年到头，也就这时候能吃上一回。

妈妈在灶前忙活，爸爸帮着剁馅。我负责烧火，要把炉子烧得旺旺的，这样炕才热，包饺子的手才不冷。

“多添点煤，”妈妈吩咐，“今天得让灶王爷吃饱喝足，上天言好事。”

我从煤堆里拣出一些煤块，扔进炉膛。煤块“轰”地一声烧起来，火苗蹿得老高。灶台很快热了，铁锅里的水开始冒泡，白茫茫的蒸汽弥漫开来，屋里顿时暖和得像春天。

炕也越来越热。我坐在炕沿上帮着剥蒜，觉得屁股底下烫得很，不得不挪了挪位置。

就在这时，我听见一声轻微的“噼啪”。

像是炕席受热开裂的声音。老房子了，炕席又是新编的，热胀冷缩，有点响声也正常。我没在意。

接着又是一声。

这次更清楚了些。

我心里“咯噔”一下，突然想起什么，手里的蒜瓣掉在了地上。

“妈——”

我刚喊出声，身下的炕席突然像活了似的，猛地鼓起来一块！

“噼里啪啦——砰砰砰——！”

爆炸声毫无预兆地炸响！不是单个的，不是连续的，是几十、上百个小鞭在同一时间、同一个狭小空间里齐齐炸开！炕席被从底下崩得老高，又重重落下，火星从高粱杆的缝隙里窜出来，空气里瞬间弥漫开刺鼻的硝烟味。

“着火了！”妈妈尖叫一声，手里的锅铲“咣当”掉在地上。

爸爸一个箭步冲过来，抓起灶台边的水瓢，从水缸里舀起一瓢水浇在煤堆上，铲起一锹湿煤就往炕席冒火星的地方盖。可湿煤太重，炕席已经被崩得千疮百孔，湿煤直接从破洞里漏了下去。

“被子！快拿被子！”爸爸大喊。

妈妈这才反应过来，一把扯下炕上的棉被——那床已经补了不知多少次的棉被，想都没想就扑在了炕席上。

“滋啦——”

被子压住火星，发出令人惊恐的声音。我僵在原地，看着棉被上迅速蔓延开的焦黑色，看着从被子边缘冒出的青烟，脑子里一片空白。

爆炸声还在继续，但闷了很多，像是在被子底下闷声抗议。噼里啪啦，砰砰，偶尔还有一两个特别响的，震得被子都跳一下。

时间好像过去了一个世纪。

终于，响声停了。

屋子里安静得可怕，只有灶膛里煤块燃烧的“噼啪”声。硝烟味混合着焦糊味，钻进每个人的鼻子。弟弟都吓哭了，躲在妈妈身后小声抽泣。

爸爸喘着粗气，铁锹还握在手里。妈妈脸色煞白，看着那床还在冒烟的棉被，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我慢慢挪过去，伸手想掀开被子。

“别动！”爸爸喝住我，“烫！”

他用铁锹小心地挑开被子一角。棉絮已经烧焦了，黑乎乎地黏在一起。被子底下，炕席那个位置，现在是一片焦黑的炕土，边缘还闪着暗红色的火星。我那一百二十七个宝贝小鞭，已经变成了一堆黑灰和碎纸屑，混在烧焦的高粱杆里，分不清谁是谁。

妈妈走过去，蹲下身，用手指轻轻碰了碰炕席的边缘。她的手指在发抖。

“这炕席……才铺了两个月啊……”妈妈的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

妈妈又看了看那床棉被，伸手去摸那些烧焦的洞。手指穿过破洞，能直接看见底下焦黑的炕土。

“被子也……”妈妈说不下去了。她低着头，我看不见她的表情，只能看见她的肩膀在轻轻颤抖。

爸爸放下铁锹，叹了口气。他走过来，拍拍妈妈的肩，又看向我。

“你藏的？”

我点点头，喉咙发紧，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藏了多少？”

“一、一百二十七个……”我的声音小得像蚊子。

爸爸没说话。他走到炕边，看着那片熏黑的炕土，看了很久。然后他转身，从水缸里又舀了一瓢水，慢慢浇在火星上。“滋”的一声，白气升腾。

“人没事就好，”爸爸最后说，“被子还能补，炕席……再买一张吧。”

那天晚上，我们家没吃上饺子。

妈妈用剩下的面烙了几张饼，就着咸菜疙瘩吃了一顿。谁也没说话。弟弟偶尔偷看我一眼，眼神里全是害怕。我知道，他们不是怕我，而是怕刚才那着火场面。

睡觉前，妈妈从柜子里翻出一条旧床单，暂时盖在炕席的破洞上。我躺在上面，能感觉到底下传来的热气——那是湿煤还没完全熄灭，在慢慢焖烧。

“妈，”我在黑暗里小声说，“对不起。”

妈妈没应声。过了好久，我听见她翻了个身，轻轻叹了口气。

“睡吧。”

腊月二十四，妈妈起得特别早。我醒来时，妈妈已经从集市回来了，胳膊底下夹着一卷崭新的炕席。高粱杆编的，还带着田野的清香。

爸爸请了假，和妈妈一起把烧坏的炕席撤下来。撤的时候，焦黑的碎片簌簌地往下掉，露出底下被熏黑的炕土。我站在旁边，看着那个黑乎乎的炕土，像是谁在这个家里狠狠砸了一拳。

新炕席铺上去，平整，光滑，在晨光里泛着淡黄色的光。可它越新，就越衬得这个家的旧——掉皮的墙壁，补丁摞补丁的被褥，柜门上脱落的油漆。

妈妈跪在炕上，用手把炕席的边角抚平，抚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她起身，抱起那床破被子，坐在窗前开始补。

阳光从窗户纸透进来，照在她手上。那双手很粗糙，指节粗大，掌心全是茧子。她捏着针，一针一针地缝，针脚细密，像是要把所有的遗憾和心疼都缝进去。

我站在门口，看着阳光里飞舞的灰尘，看着妈妈低头补被子的侧影，突然觉得鼻子发酸。

那年春节，我没有放一个小鞭。

除夕夜，可久里胡同鞭炮声此起彼伏，二踢脚蹿上天的尖啸，大地红炸开的脆响，孩子们的笑声、尖叫声，透过窗户纸传进来。弟弟趴在窗台上，用手指在结霜的玻璃上画画，画一个小鞭，再画一个。

“哥，你不出去放炮吗？”弟弟回头问我。

我摇摇头，继续剥手里的花生。花生是凭票买的，一人只有一小把，我得剥得仔细，不能浪费。

初一早晨，我还在被窝里，就听见院门被拍得山响。

“庆柏！庆柏！拜年了！”

是高日辉他们。我穿上衣服出去，几个小伙伴个个穿着新衣服，兜里鼓鼓囊囊的，一看就知道装满了小鞭。

“走啊！”王维剑兴奋地脸都红了，“我爸给我买了挂五百响的，咱拆开放！”

高日辉也掏出一把：“我也有，昨天没舍得放，就等今天呢！”

何北和明杰在一旁点头，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

我张了张嘴，想说我没了，全炸了。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看着他们手里那些红彤彤的小鞭，看着他们冻得通红却洋溢着兴奋的脸，突然觉得，有些东西没了就没了，但有些东西，还在。

“等我穿棉袄！”我转身冲进屋里。

妈妈正在煮饺子，看见我翻箱倒柜地找棉袄，问：“上哪去？”

“高日辉他们叫我。”我系上扣子。

妈妈擦了擦手，走到柜子前，打开抽屉，从最里面掏出一个小纸包。她打开纸包，里面躺着五个小鞭，红艳艳的，像是五颗小小的太阳。

“前几天买炕席，老板送的，”妈妈把纸包塞进我手里，“就这几个，省着点放。”

我愣愣地捏着那个纸包，纸包还带着妈妈的体温。

“妈……”

“去吧，”妈妈转过身，继续搅动锅里的饺子，“别拿手放，听见没？”

我攥紧纸包，扭头冲进院子里。高日辉他们还在等着，看见我出来，齐齐欢呼一声。

“走走走！去空地！”

我们跑出院子，跑过可久里胡同，跑过八王寺汽水厂的红砖墙。北风还是那么冷，刮在脸上像刀子。可我心里揣着那五个小鞭，揣着妈妈给的温度，觉得这个冬天，好像也没那么冷了。

雪地上，我们拆开了一个小鞭，竖在新鲜的积雪里。火柴划亮，引线点燃，“滋滋”地燃烧。我们转身跑开，捂着耳朵，等着那一声——

“砰！”

清脆，响亮，像是春天提前到来的讯号。

碎雪在阳光下纷纷扬扬，像是谁把星星揉碎了，洒在这个1965年正月初一的早晨。我回头看向家的方向，看见屋顶的炊烟袅袅升起，看见窗户上贴的红色窗花，看见这个我长大的地方，在鞭炮声里，迎来了又一个新年。

很多年后，当我躺在有暖气的楼房里，当春节的鞭炮声响起之时，我总会想起那个冬天，想起炕席底下炸开的火光，想起妈妈在晨光里补被子的侧影，想起雪地上那一声清脆的炸响。

那些小鞭最终一个也没剩下，炕席上的洞也被新席子盖住，再也看不见。可有些东西留了下来——那种对年味的期盼，那种攒钱的耐心，那种点燃引线时手心的汗，还有爆炸声后伙伴们的欢呼。

它们变成了我记忆里的鞭炮声，每年腊月，就在心底某个地方，噼里啪啦地炸响。提醒我，曾经有过那样的冬天，那样的人，那样的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