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踩着露水走上田埂的时候,那股铁锈味的霉腥正从枯桑树根处缓缓渗出,像一缕藏不住的怨气,在晨风里游荡。
农人们围成一圈,老妇跪在地上抱着断枝哭嚎,几个孩子缩在人群后头,眼睛发亮地盯着那片黑斑——不是害怕,是饿怕了。
“要烧树了!”一个穿粗麻的男人突然喊,“请疯医娘降旨!求她开恩赐药!”
这话一出,不少人跟着点头。
有人已经去搬柴火,还有人跪下来磕头,额头撞在泥地上咚咚响。
他们口中的“疯医娘”,三年前南疆瘟疫时救过整村的人,后来名字被编进童谣,成了夜里哄孩子睡觉的护身符。
可我知道,我不是神,只是个穿书而来、偏生不愿认命的俗人。
我拨开人群走近那株桑树,没人阻拦,也没人多看一眼。
他们等的是天意,不是凡人。
蹲下身,指尖轻抚叶片背面的黑纹。
脉络未断,边缘微卷,确非疫病侵蚀之象。
再拨开根部湿土,一股阴腐气扑鼻而来,却夹杂着一丝极细微的甜腥——那是虫卵分泌物特有的气味。
指甲轻轻一刮,几粒芝麻大小的白点滚落掌心,在阳光下一闪,像凝固的霜。
“不是病。”我说。
众人回头,目光迟疑。
“是桑虱产卵。它们喜湿厌光,藏在叶背与根隙,吸汁传毒,留下黑斑假象。若此时焚树,反倒惊动虫群四散,明年此时,百亩皆毁。”
一片死寂。
有个年轻农妇皱眉问:“那……怎么办?”
“刮净病叶,深埋三尺;每亩撒草木灰半斗,覆土压杀。七日内不可浇水,待晴三日后再施薄肥。”我站起身,拍去膝上泥,“治虫如治人,急不得,也懒不得。”
说完便走。身后议论嗡嗡响起,却不似先前那般慌乱。
三日后,我途经此地歇脚,远远看见那片坡地竟泛起新绿。
桑枝抽芽,嫩得能掐出水来。
几个孩子蹲在田头念叨:“草灰护根,通风防潮……”竟是把我的话编成了顺口溜。
我心里一热,又一酸。
他们开始记方法,而不是拜名字了。
当晚我借宿山神庙,破瓦漏雨,香炉倒扣在地。
本想闭眼养神,却听见脚步声由远及近——一群村民抬着块青石碑进来,上面刻着四个大字:“恩公至此”。
火光映着他们的脸,虔诚得令人心疼。
我等到夜深人静,悄悄起身,将那碑推倒。
石面朝下压进泥土,又用碎砖垒起一方矮圃,从包袱里取出金银花苗和贯众籽种下去。
这两种草,一解疫毒,二固正气,最适合这湿热山谷。
做完这些,天边已泛鱼肚白。我最后回望一眼,转身离去。
再听说那地方,已是半月之后。
渠童巡视至此,见药草圃初长成,只笑了笑,提笔改了碑文:“此处宜植防疫草,请轮流养护。”没有名字,没有传说,只有责任两个字,沉甸甸落在人间。
而夏天来得比往年更躁。
首疫爆发那天,我正在溪边洗药。
一封加急《共议通录》被人塞进树洞——说各地接连出现怪症:患者白日如常,入夜则狂走呼号,口中反复念着“红蝶引路,归墟开门”,有的甚至赤身奔入深山,再无踪影。
官府第一反应便是封山、禁言、抓“邪教余孽”。
共议阁却连夜驳回政令。
渠童执笔发布《定心令》三字诏:“禁传神异,专录事实。”他亲赴井学堂,当众演示数据归因法——病例按水源、饮食、作息、地理逐一拆解,最终锁定了某种只在夜间开放、散发淡红荧光的菇类孢子。
“它生于腐木,随风而行,吸入者魂迷志乱,以为通灵。”渠童站在讲台前,声音冷静如刀,“所谓‘疯医娘归来’,不过是记忆被毒素篡改后的幻觉。”
台下寂静无声。
那一刻我仿佛看见,那个曾跪在泥里求一口药的孩子,终于学会了自己去翻书、查证、质疑。
但我仍不放心。
因为真正的危险,从来不在人们看得见的地方。
而是藏在春风拂过的林梢,藏在月光照不到的沟壑,藏在一句句传唱的歌谣背后,悄然孕育。
直到昨夜,我又闻到了那种味道——极淡、带铁锈的霉腥,混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甜香。
和当年南疆瘟疫初期,一模一样。
我收拾药囊,熄灭灯。
门外,山雾正浓。
远方某片幽谷之中,或许已有年轻的医者点燃陶灯,标记出第一片危险区。
而我,该出发了。我踏进那片山谷时,天刚破晓。
雾气像一层湿透的纱,缠在树腰上,脚下的腐叶发出轻微的闷响。
远处几点微弱的陶灯在林间闪烁,那是年轻医者的标记——他们已经来了,比我想象中更快。
我没有出声,只是将药囊紧了紧,隐在坡后观察。
三队人分列南北西三个风口,手持铜管测风仪与孢子捕集网,动作熟练得不像初出学堂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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