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沿江步行至渔村,天色已近黄昏。
江风裹着咸腥味扑面而来,渔船歪斜地停在浅滩上,几只鸬鹚缩着脖子站在船头,像一群沉默的守望者。
渔村不大,泥墙矮屋错落分布,炊烟稀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
我在村口遇见了阿阮——一个眼角刻满风霜的寡妇,丈夫三年前出海未归,留下她和一个八岁的儿子相依为命。
“外乡人?”她打量我一眼,目光落在我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裳和肩上的药篓上,“你会看病?”
我没应,只笑了笑:“借住一晚,不白住,能帮就帮。”
她犹豫片刻,点了点头。
屋子里昏暗潮湿,孩子蜷在草席上,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嘴里不停喊着:“疯医娘……快来……疯医娘……”
我心头一震。
这称呼,三年前曾在南疆疫区听过。
那时百姓管我不叫名字,只唤“疯医娘”——说我不怕死,敢碰烈症病人;说我疯,为了救一个孩子敢把自己手腕割开放血入药。
后来那称呼传开了,竟成了某种民间传说里的救世之名。
可我知道,我不是神,也不是疯子。
我只是个穿进书里的倒霉蛋,原主是权倾朝野的反派贵妃,因陷害女主被赐死,而我醒来时已在荒山野岭,背着一身骂名和一本破旧《通录》。
我蹲下身,搭脉。
浮数而无力,舌尖红绛无苔,问了饮食二便,再看舌苔与眼神,心里已有数。
“淡竹叶、芦根、蝉蜕,各三钱,煎汤频服。”我说。
阿阮愣住:“就……就这么三样?连人参都没有?”
旁边几位闻讯赶来的老人也面露疑色。
有人嘀咕:“听说以前有个疯医娘,用药如用兵,奇招迭出,哪有这么轻飘飘的方子?”
我冷笑一声:“病不是越重越好治,药也不是越奇越灵。他这是暑热入营,阴津已伤,若再用重剂猛攻,只会耗气伤阴,雪上加霜。”
话音未落,屋里一片静默。
他们不信。
我也懒得解释。救人不必争辩,疗效自会开口。
当夜,我睡在堂屋角落的草垫上,听着孩子断续的呓语和窗外潮声。
半夜里,老人又来了,跪在门外,额头抵着门槛,声音颤抖:“大夫,求您救救我孙儿……我们没别的路了……”
我没起身,只道:“药喝了么?”
“喝了……可还没见好……”
“明早之前,自会见分晓。”我闭着眼说,“你们信不了我,也该信一次水镇那边传来的《井约》规矩——先观后行,不妄议,不盲从。”
老人沉默良久,叩了个头,退了出去。
第二天天刚亮,阿阮冲进屋,眼眶泛红:“退烧了!出汗了!他会喝水了!”
消息像风一样刮遍全村。
不到晌午,就有村民抬着香案往我家门口搬,说要立牌位供奉“真疯医娘化身”,还要请画师画像流传四方。
我头皮发麻。
这种事最怕发酵。
一旦被神化,就成了靶子。
尤其在这个流言比瘟疫传得还快的地方,捧你上天的人,转头就能把你钉在火刑架上。
我立刻收拾包袱,准备连夜开溜。
可刚走到村口,就被几个人拦住了。
“不能走!”一个中年汉子挡在路中央,“你不留几句圣训,我们怎么知道以后该信谁?”
“对!你说一句话,顶我们读十年书!”
“你是上天派来救人的!”
人群越聚越多,情绪高涨得近乎狂热。
我冷眼看着,心里却一阵阵发凉——这不是信任,是盲信。
比质疑更危险的东西,从来都是盲目崇拜。
就在我几乎要被围住时,远处官道尘土扬起,一队骑马之人疾驰而来。
为首那人翻身下马,玄衣佩牌,眉目沉稳,正是渠童派往各地巡查防疫执行情况的“巡证使”。
他没多言,只从怀中取出一本泛黄的《通录》,翻到某一页,高声念道:
“诸热初起,贵疏不利堵,贵清淡不贵猛攻。误用峻剂者,反促其变。”
一字一句,如冷水浇头。
众人怔住。
那是《通录·卷三》的内容,出自南方共议阁统一编订的诊疗通则,由渠童亲自主持审定,已在数十个疫区推行。
比起一个陌生医者的言语,这本书,在他们心中更有分量。
巡证使合上书,淡淡道:“若人人皆能照章行事,何须神医?”
人群渐渐散去。
我松了口气,默默将包袱重新背好,转身回了阿阮家。
午后阳光正好,我帮她把鱼干摊在竹匾上晾晒。
海风吹过,带着咸涩与生机。
她一边干活一边低声道:“三年前南坊大火,你还记得吗?都说那晚有个女子冲进火场救人,手里摇着铃铛,响了一声,就没了声息……后来有人说,她是疯医娘显灵……你听过这故事吗?”
我手指一顿。
当然听过。
那夜我为救困在火中的三个孩子,强行破门,手臂被滚烫的铁闩灼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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