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院：开局傻柱拒绝道德绑架 第334章 恒生银行生变

铺垫至此，沈弼终于亮出了底牌：“所以，我们经过慎重考虑，希望娄氏集团能够伸出援手，接手汇丰目前持有的这部分股票。

作为诚意，我们愿意在现有市价的基础上，给予10%的折扣。

”他的目光紧盯着何晓，等待着对方的回应。

何晓心中冷笑，暗道：“终于图穷匕见了。”他脸上却迅速堆起一副极其为难的表情，眉头紧锁，仿佛遇到了天大的难题：“沈爵士，这个……恐怕有些强人所难了。

您也知道，我们娄氏集团这次为了应对，也投入了两千亿级别的资金。

现在市场刚刚企稳，前景尚不明朗，要我们一次性再拿出巨资来接盘汇丰的份额，这压力非同小可啊。

”他故意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而且，仅仅10%的折扣？恕我直言，这似乎……诚意略显不足啊。”

他身体微微后靠，双手交叉放在膝上，语气中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强硬：“沈爵士，您不妨换个角度想想。

在目前这种僵持状态下，我娄氏集团其实完全可以选择另一种做法——那就是不管不顾，率先砸盘离场。

以我们手中的筹码，如果决心不计成本地抛售，虽然自身也会蒙受损失，但至少能快速回笼部分资金，将更大的风险和损失转嫁给市场和其他参与者，包括汇丰和李先生。

我没有选择这么做，正是出于对市场稳定、对港城整体利益的责任感，也是看在汇丰昔日情分和您老亲自出面的份上。

这难道不是一种极大的善意和克制吗？”何晓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当然，如果汇丰觉得可以承受砸盘的后果，或者有把握在我们之前成功套现，那也请自便。

只是，市场能否接得住，股价会跌到什么程度，大家最终会亏多少，那就只能各安天命了。”

何晓这番软中带硬、绵里藏针的话，让沈弼心中一震。

他当然清楚何晓所言非虚。

娄氏集团若真选择“壮士断腕”率先砸盘，以其资金量和决心，汇丰和李加诚一方必将损失惨重，市场崩盘的风险极高。

何晓没有这样做，确实留有余地。

但同时，何晓也明确拒绝了汇丰“10%折扣接盘”的提议，认为条件不够优厚。

沈弼是老江湖，立刻听出了何晓话语中预留的谈判空间。

他试探性地问道：“那么，依何生之见，怎样的条件，娄氏集团才愿意接手这个盘子，共同维护市场的稳定呢？我们汇丰是带着诚意来寻求解决方案的。”

何晓等的就是这句话。

他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身体前倾，目光灼灼地直视沈弼，一字一句地清晰说道：“沈爵士，既然您问起，我也就直言不讳了。

接手汇丰手中这些烫手山芋般的股票，对我娄氏而言，意味着巨大的资金占用和不可预测的市场风险。

除非……汇丰能拿出更有价值的筹码来交换。”

他停顿片刻，让气氛微微凝固，然后抛出了那个酝酿已久、足以震动港城金融界的提议：“如果汇丰银行愿意将旗下的恒升银行出售给娄氏集团，那么，一切都可以另当别论。

我愿意认真考虑，接手汇丰在股市上的这部分持仓，并且承诺会以负责任的态度，配合汇丰共同稳定市场，逐步释放股票。”

“恒升银行？！”饶是沈弼见惯大风大浪，听到这个名字时，瞳孔也不由自主地微微一缩。

他万万没想到，何晓的胃口竟然如此之大，目标直指汇丰旗下这颗璀璨的明珠——恒生指数的冠名者，港城最具标志性的华资银行之一！

恒升银行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浓缩的港城华资金融业奋斗史。

它的故事，始于1933年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

由林丙炎、何善衡、盛春霖、梁植伟等几位胸怀大志的华商，共同集资创办于港城上环永乐街70号一栋并不起眼的旧式唐楼内。

初创之时，规模极小，仅是一家拥有11名职员的银号，主要经营传统的金银买卖、汇兑找换以及存款业务，名为“恒生银号”，取“永恒生长”之意。

然而，这几位创始人眼光独到，经营有方。

他们敏锐地抓住了时代机遇，在站稳港城脚跟后，迅速将业务网络扩展至内地，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大埠设立了分支机构。

恒生银号以其诚信经营和灵活服务，逐渐在华南地区的商界赢得了良好声誉。

战争结束后，港城迎来了经济腾飞的黄金时期。

纺织、成衣、塑胶、玩具、电子制造业、转口贸易和地产业蓬勃发展，对银行信贷的需求呈现爆炸式增长。

尤其是大量从广迁移至港城的中小型制造厂商——生产成衣、玩具、塑料制品、五金配件等，他们急需资金购买设备、原材料，扩大生产规模。

然而，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英资银行普遍“嫌贫爱富”，只青睐大型洋行或少数实力雄厚的华商，对这些规模小、缺乏抵押物的中小厂商不屑一顾，拒贷是常态。

恒生银行则反其道而行之。

它深刻理解这些同根同源的华商创业者的艰辛与潜力，开创性地推行了针对中小企业的灵活信贷政策。

恒生的经理们常常深入工厂车间，了解实际经营状况，基于对业主人品、经营能力和市场前景的判断，敢于发放“信用贷款”，或接受机器设备、存货甚至未来订单作为抵押。

这种“雪中送炭”般的支持，帮助无数中小厂商度过了创业初期的资金难关。

而当这些厂商日后发展壮大，成为港城制造业和出口贸易的中坚力量时，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成为了恒生银行最忠诚、最核心的客户群体，存款、贷款、结算等业务均首选恒生。

恒生银行由此构建了一个庞大而稳固的华商客户网络，业务蒸蒸日上，成为港城华资银行的翘楚。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1965年，港城爆发了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银行业危机。

导火索是明德银号因过度投资地产失败而倒闭，引发了市场对中小银行的普遍恐慌。

挤提风潮迅速蔓延。

作为当时规模最大、声誉最隆的华资银行，恒生银行不幸成为恐慌情绪下的首要目标之一。

1965年4月5日，恐慌的储户在恒生银行各分行前排起了长龙，争相提取存款。

仅一天之内，恒生就失去了高达8000万港元的存款，占其当时存款总额的六分之一！挤提持续数日，到4月上旬，恒生银行累计流失的存款总额已接近2亿港元，其流动性濒临枯竭，命悬一线。

面对生死存亡，恒生银行董事局当时只剩下三个艰难的选择：

接受美国大通银行的援助： 大通银行愿意提供贷款支持，但条件苛刻，要求获得恒生银行的管理权甚至控股权。

停业并由港城政府接管：这意味着恒生品牌将彻底消失，由政府主导清算或重组，股东权益可能归零。

向港城最大的银行——汇丰银行求助：寻求其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支持。

经过董事局成员，尤其是何善衡、何添等人的彻夜权衡利弊，他们痛苦地意识到，前两条路都可能导致恒生银行独立地位的终结。

而汇丰银行虽然同为英资，但长期扎根港城，与华商关系相对密切，且在港府支持下拥有最强的资金实力和信誉。

为了保住恒生银行的品牌、员工队伍和大部分客户基础，避免引发更广泛的金融系统性风险，董事局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但务实的决定：将恒生银行的控股权出售给汇丰银行。

在获得港英政府财政司的紧急批准后，1965年4月9日，汇丰银行宣布以5100万港元的代价，收购恒生银行51%的股权，取得了绝对控股权。

汇丰承诺保留恒生银行的品牌、管理团队和经营特色，并立即向恒生注入巨额流动资金，迅速平息了挤提风潮。

此后，汇丰不断增持恒生股份，最终持股比例超过62.14%，实现了完全掌控。

1962年的港城，作为远东璀璨的明珠，其经济脉搏强劲而充满活力。

在这片土地上，金融业无疑是其最核心的命脉之一。

彼时，恒升银行已然崛起为港城零售银行业无可争议的龙头巨擘。

它拥有超过百万的忠实客户，其服务网络深入社会的毛细血管，不仅惠及了无数辛勤耕耘的中小企业，更成为众多华人市民日常金融生活的坚实依靠。

恒升银行的稳健发展、贴近民生的服务理念以及日益壮大的市场份额，使其对另一家金融巨兽——港城上海汇丰银行——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实质性的挑战。

恒升的崛起，象征着华资力量在英资主导的金融版图中撕开了一道日益扩大的口子。

为了彻底消除这个心腹大患，巩固自身在港的绝对统治地位，汇丰银行凭借其深厚的政治背景与雄厚的资本实力，于1962年果断出手，完成了对恒升银行的收购。

这场收购，表面上是汇丰“解救”了当时据称陷入某种“危机”的恒升，实则是其精心策划的一场战略绞杀。

通过此次收购，汇丰不仅一举消灭了最大的竞争对手，更将恒升银行遍布港九新界的260个黄金网点尽收囊中。

这对于当时已是港城法定发钞行、银行体系结算中心以及事实上的“最后贷款人”的汇丰而言，无异于如虎添翼。

其与港英政府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更使得这场收购带有浓厚的政治经济色彩，几乎一夜间，汇丰在零售银行业务领域形成了近乎垄断的局面。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恒升银行这块金字招牌所蕴含的巨大价值，并未因被收购而彻底湮灭。

汇丰深谙品牌效应的重要性，并未将恒升完全消化吸收，而是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允许恒升银行在汇丰集团旗下保持相对独立的运营地位。

这一决策在日后被证明颇具远见。

恒升银行在汇丰的羽翼下，非但没有萎缩，反而借助汇丰的资源，进一步拓展了业务版图。

其最具标志性的成就，莫过于在1969年推出了日后闻名全球的恒生指数。

这个以恒升银行为名的指数，迅速成为衡量港城股票市场表现的最权威基准，是港城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标志之一。

恒升银行的品牌，在汇丰的体系内，反而焕发出更耀眼的光芒。

这次收购，表面上是一场商业行为，实则成为港岛英资与华资力量对比的一个微妙转折点。

汇丰在消除了最直接的华资竞争对手后，策略发生了显着变化。

它开始有意识地、大规模地扶持其他华资财团和企业家，通过参股、贷款、战略合作等多种方式，与新兴的华资力量建立起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

这种“以华制华”或“利益捆绑”的策略，一方面是为了更深入地渗透和控制港城经济，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缓和日益高涨的华资崛起带来的压力，试图将这股力量纳入其可控的轨道。

汇丰，这个英资的象征，成为了连接英伦资本与本土华商之间的一道特殊桥梁，或者说，一道精心构筑的堤坝。

时光荏苒，转眼来到1987年深秋。

港城中环，汇丰银行大厦顶层的豪华会议室里，气氛凝重得如同窗外维多利亚港上空积聚的铅云。

时任汇丰集团主席的浦韦士爵士、董事局成员兼执行董事庞约翰，以及刚刚结束一场关键谈判、风尘仆仆赶回的沈弼爵士，正围坐在巨大的红木会议桌旁。

沈弼的脸色阴沉，眉宇间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疲惫与愠怒。

“他态度非常强硬，”沈弼的声音打破了室内的沉寂，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何晓先生，娄氏集团那位年轻的掌舵人，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恒升银行。

而且，他开出的条件极其苛刻，要求我们在现有股价基础上，再让价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