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真的不务正业 第866章 还田令的丧钟，为谁而鸣

第866章 还田令的丧钟，为谁而鸣

朱翊钧向来相信一件事，那就是这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案件，一切行为都有原因、目的、代价。

袁可立是被连累的，因为不知道熊廷弼究竟拿哪个书箱，所以有夹带的书箱有两个。

而梁寿坚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孙子要参加乡试和会试，这也是梁寿坚要做的原因和目的，他的孙子顺利的中了举，举家欢腾，而后会试就来了，他必须要付出更多，才能让孙子继续考中进士。

一旦成功，从此之后，他们家就是官宦世家了。

成为进士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完全值得冒这个风险，而张居正不提供这种好处，梁寿坚有需要，自然就有人跟他联系。

从北镇抚司缇骑的调查，可以清楚的看到，梁寿坚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走进陷阱之中。

一切都从一名同乡开始说起，此人名叫徐五，乃是荆州府人，和梁寿坚是同乡，徐五本姓孙，是顺船而下到松江府讨生活，到了徐阶家里做家奴，才改姓叫的徐五。

徐阶倒台后，徐五跟随新东家在京师创办杂报为业，一次十分‘偶然’的机会，徐五和梁寿坚时隔多年再次相见。

异地他乡忽然相逢、推杯换盏把酒言欢、来往数月推心置腹、酒后吐真言诉说烦恼、耳边谗言挑拨离间、同人不同命怀恨在心、一筹莫展引荐贵人、贵人手眼通天解忧愁、老梁家世世代代为农为工、为奴为仆，终于出了一个举人。

按照徐五的约定，在会试前一天，二月初九，熊廷弼、袁可立离开全楚会馆这一天，梁寿坚就该自杀的，毒酒已经备下，只要梁寿坚饮了毒酒，留下遗书，说同人不同命，大家都是人，熊廷弼一帆风顺，自家孙儿艰难坎坷，心生怨恨才如此这般。

这遗书当然没人信，但梁寿坚只要死了，就会有很长一段，至少是三到六个月的调查时间，这就是机会。

这位给梁寿坚提供了帮助的贵人，就是要这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皇帝最好直接雷霆大怒，点齐了京营，弄得人心惶惶，只要皇帝失去了拥戴，那皇帝作为一个人，其实就非常好对付了。

京营当然强悍，可一旦斗争、维新向极端化快速滑落，贱儒就有了充分的舞台，可以让暴力脱离皇帝的掌控，甚至不需要做，只要动辄把人打为‘逆党’，把斗争的规模、烈度不断扩大，三到六个月的时间足够发酵了。

哪怕是皇帝没有雷霆大怒，但皇帝绝对无法接受，寄予厚望的熊廷弼再一次无缘会试，上一次，年纪的问题，已经卡了熊廷弼一次，只要皇帝有任何的动作，干涉科举，斗争就来了。

科举是传统儒生最重要的地盘，皇帝一旦伸手，那就是君权和臣权矛盾的激化。

哪怕是皇帝不发脾气、不让熊廷弼继续考试，那熊廷弼这个张居正的关门弟子，以后一辈子都要背负一个科举舞弊的罪名，这也达到了目的。

只要熊廷弼的履历出现了如此重大瑕疵，熊廷弼的成长就会处处受限，日后要斗翻他轻而易举。

王崇古在王谦考举人的时候，办了糊涂事，王谦每一步都很难很难。

在这三到六月的时间，扫清楚痕迹，不被缇骑查到就是，贱儒千算万算，漏算了两件事，一个冯保，一个骆思恭。

冯保胆大包天，把皇帝拦住了，而且以‘心疼士子被搜检所累贻误终生’为由，把这件事给解决了，熊廷弼、袁可立、夏宗尧等十数人，名正言顺的重新进了考场，从万历十七年开始，没有夹带的事儿了。

最重要的是，在冯保的主持下，皇帝通过打击京师科举诈骗，狠狠地收买了一波天下士子的心，即便是考不中进士，这乌央乌央六千举人，回到家乡，也说不出皇帝的坏话，在京师受的一肚子委屈，陛下通过公审给他们报仇了。

这些举人还每人领到了皇帝发的儒袍、书箱、文房四宝和十几本书这些礼物。

贱儒还漏算了骆思恭，骆思恭在皇帝跟前是红人，但在朝臣之中，骆思恭就是个透明人，他就一直在全楚会馆，平日里也不参与任何事，没人在意。

梁寿坚不是反悔了，不想死了，而是喝下毒酒后，就被心思极其缜密、坚决执行圣命的骆思恭，给发现了，三碗皂角水下肚，这毒酒还没到肠子就被催吐了出来。

骆思恭把梁寿坚送到了解刳院诊治，梁寿坚活着，案件用最快的速度侦破了，因为他是关键人证。

骆思恭不是巧合之下救了梁寿坚，这一年来，他每次看到梁寿坚，都能察觉到梁寿坚的心神不宁，而且愈演愈烈，最后变得魂不守舍，所以就骆思恭就安排了人盯梢。

在骆思恭看来，全楚会馆所有人的命，都是陛下的，陛下不让死，就决不能死。

梁寿坚死了，那就要仔细调查每一个可能接触到书箱的人，而且要仔细盘问、核对，要对梁寿坚接触的每一个人进行调查，才能对梁寿坚做出人生的侧写，找到可能存在的证据。

“怪朕，朕没让人论资排辈，而是把申时行、王家屏、沈一贯给叫回了京师，而且还把关键的科举，给申时行、王家屏主持了，让人心生怨恨。”朱翊钧看着刑台上跪着的一众案犯，眼神冰冷。

张居正立刻说道：“那就是论资排辈，也轮不到他们，田一儁等人，从来没有外出履任，不能成为六部尚书和阁老。”

“元辅说得对！”张学颜立刻搭腔。

皇帝不能有错，出现了这等逆案，更不能说皇帝的决策有错，申时行、王家屏、沈一贯、王一鹗这一套班底，是廷议决定的，皇帝错了，等于所有廷臣都错了。

要反对，就在文华殿上反对，门里打起来，也不能出了门抗旨。

而跪在刑台上的田一儁，是礼部右侍郎，就坐在文华殿上，决议的时候不说，等决议之后，出了殿门，开始胡闹，那就是叛徒了。

如果单纯的反贼，那是道路不同，既是反贼又是叛徒，就更加可恨了。

张居正从来没有在外履任，这也是他执政这么多年的最大痛处，他做元辅这么多年，每次遇到地方上棘手的矛盾，都要细心听取地方意见，偶尔也要跟王崇古商量。

他没在地方做过官，就真的不知道地方的情况，比如申时行要查抄所有的书寓、要消灭贼巢、要搞大明中心论，张居正就无法理解，详细了解情况后，才算是勉强认同。

田一儁怀恨在心的理由，非常简单，本来该他主持会试的，但他就捞到了同考官，连主副考都不是，没得到权力，就没有好处，这得少收多少门生？

“先生，你说这开海，真的有用吗？”朱翊钧从袖子里拿出了一本奏疏，这是从田一儁家里抄出来的奏疏，从未上奏，是万历九年写的，内容是反对开海，理由是饮鸩止渴。

大明浩浩荡荡的开海，带回了大量的白银，而这些白银掌控在少数人的手里。

白银大量流入，开始输入性的通胀，商贾拿着银子就开始放贷、把农户逼到破产，再以极低的价格购买田产，也就是会试问的那个问题：何以辩开海伤农、商贾夺田；

除了商贾夺田之外，就是大量人口外流、除了外流之外，还有农户进了工坊，地里缺了力役，开始抛荒，田土减产就是万事祸根。

田一儁洋洋洒洒的写了数千字，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把奏疏送到朝中。

朱翊钧虽然没看到这本奏疏，但是申时行从松江府回京后，就说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才有了会试的策问。

张学颜看完了奏疏，立刻嗤笑了一声说道：“简直是一派胡言，田一儁、徐阶这些人，是什么人？大地主！”

“他自说自话，就是自家的庄园里，没了奴仆，才如此恨得咬牙切齿，看似有道理，陛下，臣就一个问题，不开海，没有大量白银流入，乡贤缙绅、势要豪右就不兼并了吗？！”

“恰恰相反，正因为产业丰富，赚钱的买卖变多了，田土收益还因为还田、减租、营庄、常平仓等等政令开始降低，商贾兼并土地的收益大大降低，谁还去兼并？”

“杀头的买卖有人做，赔钱的买卖没人干，开海遏制了兼并之风，种地要是挣钱，根本就轮不到农夫，正因为万历维新的开海，才减缓了人地矛盾，而不是激化。”

“看似有道理的废话，实则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奔波罢了。”

张学颜是从辽东回来的户部尚书、阁臣，他很清楚田一儁这种屁话，因为大明也有很多人讲这种屁话。

当初辽东不安全的时候，怎么不见这些大田主们去兼并，反而非要在大明腹地兼并？

“陛下，江南奴变。”张学颜又补充了一句自己的证据，他注意到了这本奏疏的时间，万历九年，那年皇帝下了废除贱奴籍的政令，而且各地开始稳步推行，至万历十三年，大明全部废除掉了贱奴籍制度。

比如这个案子中梁寿坚的同乡、徐阶的家奴徐五，本姓孙，他在废除贱奴籍后，依旧姓徐，那是他自己贱，不改回本姓而已。

田一儁是福建人，自六岁后随父亲到浙江杭州读书，实际上是浙江的学子。

江南奴变，要清楚的了解四个问题。

江南的大量奴仆，他们是谁？从哪里产生？

这些奴仆原来都是良民，他们是本地破产的农户，因为失地、因为负债等等原因，只能卖身为奴，世世代代无法脱籍，依附于乡贤缙绅、势要豪右生存，但因为大明禁蓄奴，所以只能改姓以‘家人’去规避法律风险；

江南为何会产生这么多的奴仆？

因为江南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尖锐，大量的农户在漫长的时间里，因为各种天灾**只能把田产贱卖，最近一次，就是东南大规模的倭患，穷民苦力为了凑集迁徙逃亡的盘缠，只能低价售卖自己的田土，土地兼并之风从洪武年间刮到了万历年间。

这些奴仆的主人都是谁？

徐阶、董其昌、王锡爵、田一儁等等一大批地主官僚阶级，这些人长期以来靠着兼并建立强人身依附关系，土地兼并从来没有什么大善人心善，每次天灾必有**，而这些**，就是试图兼并的乡贤缙绅，势要豪右。

江南士宦之家，僮仆成林，一登仕版，此属进身，一旦成为了进士，就属于平地飞升了。

蓄奴操持的产业是什么？

官僚士绅阶级控制的种植、养殖、纺织、工坊、运输等等，以徐阶为代表的地主官僚阶级，是大官僚、是大地主、同样也是大资本家，他们拥有各种各样的庞大的产业，徐阶的四十万亩，快活碑林都放不下徐阶贪腐的碑，得刻到西山去。

只有完全了解了江南奴变的这四个问题，才能搞清楚田一儁为何要说这种胡话了。

因为废除贱奴籍，严重破坏了他们的利益，万历维新，开海如火如荼，传统的生产关系被破坏掉，他们习惯的路径走不通了，别人在新的路上风生水起，他们却因为缺少奴仆，无法扩大再生产。

自己赚不到钱，还要看别人赚大钱，要是不恨，那才是假的。

任何扩大再生产，在万历年间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些旧地主们还在玩卖身契，而新兴资产阶级，在弄身股。

皇帝陛下的万历维新，破坏了旧生产关系，在贱儒眼里，就是一切祸患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