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晚记得很清楚,那是腊月二十八的下午。
北方农村的冬天冷得扎骨头,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带着一股烧柴火的焦糊味。婆家的院子不大,东西两溜平房,水泥地面上结了薄薄一层冰,踩上去咯吱咯吱响。苏晚站在厨房门口,手里端着一盆刚洗好的青菜,手指冻得通红,指节处裂了几道小口子,沾了水就生疼。
厨房里热气腾腾,婆婆李桂兰围着那条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正忙活着切肉。灶台上的大铁锅咕嘟咕嘟冒着泡,炖鸡的香气混着葱姜蒜的辛辣味,把整个厨房熏得暖烘烘的。
“妈,菜洗好了。”苏晚把菜盆放到案板上。
李桂兰头也没抬,嗯了一声,手上的刀没停,咚咚咚地剁着排骨。那是羊排,整整三扇,是今天一大早李桂兰骑着三轮车去镇上买的。苏晚是后来才知道这事的——她听见婆婆在院子里跟隔壁王婶说话,声音不大,但农村的院子不隔音,风把那些话清清楚楚地送进了她耳朵里。
“老二媳妇说她想吃羊排,我就去买了。孩子一年到头在外面,难得回来一趟,想吃啥得给做。”李桂兰的声音里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亲昵,像是在说自家闺女。
苏晚当时正蹲在院子里剥蒜,听到这话,手里的蒜瓣顿了一下。她没有多想,或者说,她下意识地不让自己多想。过年嘛,一家人团聚,妯娌之间处得好是福气,婆婆疼谁多一点少一点,计较那些干什么。
可有些事情,不是你不去想,它就不存在的。
老二媳妇周芷柔是下午到的。一辆白色的SUV停在巷口,周芷柔从副驾驶下来,穿着一件米白色的羊毛大衣,脖子上围着浅灰色的围巾,头发烫了大卷,披散在肩头,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城里女人的精致劲儿。她老公陈明远从后备箱拎出大包小包的东西,烟酒糖茶、保健品、进口水果,花花绿绿堆了一地。
“妈!我们回来了!”周芷柔笑着喊了一声,声音脆生生的,带着点撒娇的尾音。
李桂兰从厨房里小跑着出来,手在围裙上擦了两把,脸上的皱纹笑成了一朵花:“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路上累不累?快进屋暖和暖和,妈给你们炖了羊肉汤。”
苏晚站在厨房门口,手里还攥着那块抹布。她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灰扑扑的羽绒服,袖口磨得起了毛,领子上还沾着刚才洗菜溅的水渍。早上五点就起来赶火车,转了两趟车,又坐了四十分钟的城乡公交才到镇上,是大哥陈明辉骑电动车去接的他们。她的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脸上被冷风吹得发红,嘴唇干裂起皮,整个人看起来像一棵被霜打了的白菜。
她没有跟周芷柔比的意思。只是那一刻,她忽然意识到一件事——在婆婆眼里,这两个儿媳妇,从来就不是一样的。
苏晚嫁的是老大陈明辉,两口子在省城打工,苏晚在超市当收银员,陈明辉在工地做水电工。两个人租了一间城中村的隔断房,月租八百,没有暖气,冬天要靠电热毯熬过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过年回家能给老人带的东西有限,无非是两箱牛奶、一桶油、几斤水果,跟周芷柔那些包装精美的礼盒摆在一起,寒酸得像两个世界的东西。
这些苏晚都不在乎。她在乎的是另外一些事。
腊月二十九,年味儿渐渐浓了。院子里挂起了红灯笼,大门上贴了对联,窗棂上贴了窗花。孩子们在巷子里追跑打闹,鞭炮声零零星星地响起来。厨房里从早到晚都生着火,蒸馒头的蒸馒头,炸丸子的炸丸子,卤肉的卤肉,热气腾腾地忙活了一整天。
苏晚从早上六点就起来帮忙了。和面、剁馅、包饺子、炸麻花、洗菜切菜、烧火添柴,她什么都干,什么都不挑。婆婆让她干啥她就干啥,从不闲着,也不抱怨。她觉得自己做得多一些,婆婆就能看在眼里,就能对她好一些。
周芷柔也帮忙了。她挽起袖子进厨房,笑着说“妈我来帮你”,然后拿起一根葱,剥了两分钟,剥得干干净净,葱白葱叶分得清清楚楚,然后被葱辣了眼睛,眼泪汪汪地跑出去找水洗。李桂兰笑着骂了一句“娇气”,语气里却是满满的宠溺,转头就把葱接过去自己剥了,让周芷柔去屋里歇着,别在这儿添乱。
苏晚蹲在灶台前烧火,脸被火光烤得发烫,听见身后婆婆和周芷柔说笑的声音,手里的柴火捏得咯吱响。她没有抬头,也没有说话。灶膛里的火映在她眼睛里,跳动着,忽明忽暗。
她想起去年过年,也是这个时候,她蹲在这儿烧火,婆婆嫌她把火烧得太旺,锅里的油冒了烟。李桂兰当时语气不太好,说了句“连个火都不会烧”。苏晚没吭声,默默地撤了几根柴。后来周芷柔也烧过一次火,把一锅汤烧干了,锅底都糊了,李桂兰也只是笑着说“这丫头哪干过这个”,然后重新做了一锅。
不一样。永远不一样。
苏晚不是没有感觉,她只是不说。说了又怎样呢?陈明辉会安慰她“妈就那样,你别往心里去”,然后该怎样还怎样。婆婆会觉得她事多、小心眼、不知好歹。周芷柔会一脸无辜地说“姐,妈对谁都一样的,你别多想”。然后她成了那个破坏家庭和睦的人,成了那个过年都不让人安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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