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族：我路明非不做衰仔了 第541章 教会聚京，徐氏信徒（六）

朱有建抱着威龙，站在研究院的高台上，望着这一切忽然觉得，所谓“神谕”，或许根本不在泥板上，而在这些人眼里的光里——

孙云球磨镜时的专注，徐雅各布讲经时的热忱，戴苍造铳时的兴奋，还有孩子们追着威龙跑过的笑声。

威龙忽然对着西方喵了一声，像是在回应里斯本教堂的钟声。

皇帝笑着挠挠猫下巴：

“说不定哪天，咱们的玻璃镜，能照见全天下的人呢。”

对于神谕会组织架构，汤若望他们是教宗，乾德皇帝所属是政宗，教宗为精神思想者，政宗是**现世者，方向不一样。

所以汤若望是“神谕会”首任教宗领袖，目前属于大明神国治下，将来能否达到罗马“耶稣总会”地位，那是将来的事。

对于朱有建来说，只要在自己活着时，“神谕会”没有凌驾皇权之上就行，将来的事管不了，古人云：

儿孙自有儿孙福！

只不过他有个好圣孙，不过也只是相对他来说的好，实际为人一言难尽；

高级阶段的“新编三十六计”优秀毕业生，愣是将“神谕会”与大明神国揉成一体；

居然不是政教合一的皇朝，比他爷爷的设想强太多了。

西苑的紫藤架下，朱有建听王承恩念叨着新送来的密报，手里把玩着枚刚铸的铜钱——

正面是“乾德通宝”，背面却刻着个小小的十字架，是汤若望特意让人加的。

“教宗管人心，朕管吃饭。”

他把铜钱抛起来，又稳稳接住，

“只要他们别让信徒饿肚子时还只知道祈祷，就随他们折腾。”

威龙从他膝头跳下去，追着蝴蝶往研究院跑，尾巴尖扫过地上的《神谕会教义》，书页哗啦啦翻到“政教各司其职”那章。

汤若望在一旁整理信徒名册，闻言抬头笑了：

“陛下放心，神谕说‘面包与经文同等重要’。”

他指着册子里的名字，

“徐雅各布在松江开了二十个粥棚，每个棚子都挂着‘神爱世人，先饱世人’的牌子。”

朱有建挑眉：

“这家伙倒会办事，难怪能够成为神子。”

正说着，孙云球举着新磨的镜片跑过来，镜片里映着远处的烽火台，连旗语都看得清清楚楚。

“陛下！能看见五十里外的人了！”

他兴奋地喊，镜片反射的阳光晃了朱有建的眼。

皇帝接过镜片，对着阳光看了看，忽然递给汤若望：

“给布道者带句话，大明的镜子，能照见人心，也能照见粮食——

想让神谕传得远，先让信徒们锅里有米。”

汤若望接过镜片，对着远处的试验田看了看，那里的新稻正泛着绿，忽然明白了什么。

“臣会告诉他们，”

他郑重行礼，

“神国的根基，从来都在田埂上，不在教堂的尖顶上。”

朱有建望着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忽然觉得，所谓“政教合一”，或许本就该是这样——

经文里的慈爱，要能变成仓里的粮食；

权杖上的威严，要能护着田里的耕牛。

至于将来会怎么发展，那是后话了。

至少此刻，威龙正趴在新收的麦堆上打盹，孙云球的镜片里映着饱满的麦穗，汤若望的名册旁堆着刚算好的秋税收支——

这光景，比任何教义都实在。

万历二十九年的深秋，南京聚宝门外的天主教堂终于敲响了第一声晨钟。

利玛窦抚着胸前的十字架，看着前来观礼的礼部官员与江南士子，眼角的皱纹里藏着二十年的筹谋。

从肇庆的草庵到韶州的讲堂，从南京的蛰伏到北京的面圣，这个意大利传教士用钟表、地图与算学敲开了大明的门缝，更将耶稣会的种子埋进了士大夫的书房。

当徐光启在《农政全书》里写下西洋水利之法，当李之藻将《同文算指》呈给万历皇帝，一种新的权力游戏已在大明的朝堂与市井间悄然展开。

耶稣会的传播从不是单纯的宗教热忱。

利玛窦深谙大明的权力规则，他让传教士穿上儒服，将圣经故事译为“西儒”言说，在南京、北京建立的书院里，算学、天文、地理成了吸引士子的诱饵。

那些在科举路上挣扎的寒门学子，突然发现西洋学问能为他们打开另一扇门——

经西洋历法修正的《大统历》让钦天监的官员另眼相看，用西洋几何丈量土地的方法让户部主事刮目相看。

到天启初年，朝堂上已悄然形成“西学党”。

他们未必皆是教徒，却都倚仗耶稣会的资源步步高升。

南京礼部侍郎的案头常摆着葡萄牙神父送来的望远镜，福建巡抚的奏疏里总夹杂着对“红毛夷”（荷兰人）的“客观评价”。

这种渗透如江南的梅雨，细密无声却浸润骨髓。

第一代官员不过是借西学作为晋升工具，半推半就地接受洗礼只为结交人脉；

可到了第二代，那些自幼跟着西洋神父学拉丁文的子弟，早已将礼拜日的弥撒当成了生活日常。

松江府的顾家公子甚至在婚礼上同时摆了孔子牌位与圣母像，引得老儒破口大骂，却被其父——

时任光禄寺卿的顾秉谦轻描淡写地压了下去。

这种传播的代价远超金银。

利玛窦去世前，罗马教廷已为大明教区投入了数十万金币，光是每年运往澳门的钟表、火器就足以装备一支千人军队。

但回报也足够惊人：

江南七府的书院半数设有西洋馆，广东、福建的海关官吏几乎都能说几句葡萄牙语，连崇祯初年修订历法时，钦天监的主官竟是个受洗的教徒。

当西洋学问成了官场通行证，耶稣会早已不是外来的传教团体，而是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

沿海的商人比官员更早嗅到机遇。

嘉靖年间还在偷偷摸摸与倭寇交易的海商，到万历朝已堂而皇之地捐建书院。

宁波的范家先是捐银万两资助杭州天主教堂，次年就拿到了对日贸易的特许；

泉州的郑家更直接，长子郑芝龙拜葡萄牙商人为义父，用一艘西洋夹板船起家，十年间便成了东南海疆的“船王”。

他们与耶稣会的关系微妙而精准——

商人提供资金与人脉，教会则用西洋势力作保，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甚至为福建商人配备了专职律师，负责处理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纠纷。

东林党人的书房里，渐渐多了商人送来的西洋墨与羊皮纸。

钱谦益在写给友人的信里曾抱怨“吴下富室挥金如土”，却在收到苏州商人资助的千两白银后，在朝堂上力主开放月港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