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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理查德的运输船到了。
十二艘运输船，两艘护航舰，从仰光港外海开进来，在码头上排成一排。
船上装满了物资——弹药、粮食、药品，还有黄璟要的木材。
“将军，您要的木材到了。”理查德从船上跳下来，军装笔挺，但脸上有疲惫，“二十车皮，够做好几百口棺材。”
“一千三百七十二口。”黄璟说。
理查德愣了一下，然后沉默了。
他摘下帽子，低下头，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上帝保佑他们。”
棺材做了三天。
一千三百七十二口棺材，整整齐齐地摆在码头上，一眼望不到头。
有松木的，有杉木的，有柚木的，有的是新木料，有的是从鬼子的仓库上拆下来的。
每一口棺材上都贴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牺牲者的名字。
蛇屁股蹲在码头上，手里拿着一把刨子，正在刨一块木板。
他是炊事兵，不会做棺材，但他是木匠出身，小时候跟着他爹学过三年木工。
三天三夜，他只睡了不到六个小时。
“蛇屁股，歇会儿吧。”不辣蹲在他旁边，递给他一根烟。
“不歇。”蛇屁股头也不抬，“还有两百多口没做完。”
“你这样会累死的。”
“累死也得做。”蛇屁股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他们等着回家呢。”
不辣没说话，把烟点着了，塞进蛇屁股嘴里。
第八天，黄璟收到了山城侍从室的电报。
电文不长，只有几行字：“仰光既克，新八军即日回国，至昆明待命，具体整编方案，另行通知。”
黄璟把电文看了两遍，放在桌上，点了一根烟。
“均座，上峰催了？”龙文章站在桌前。
“催了。”黄璟弹了弹烟灰，“让咱们即日启程。”
“那棺材——”
“带上。”黄璟站起来，“一个都不能少。”
登船那天，天还没亮。
码头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没人说话，只有江水拍打栈桥的声音，哗啦，哗啦，一下一下。
一千三百七十二口棺材，整整齐齐地排在码头上，每一口棺材旁边站着两个士兵，穿着干净的军装，腰杆挺得笔直。
黄璟站在最前面，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装，扣子系得整整齐齐，胡子也刮了，看着精神了不少，龙文章站在他旁边，难得地没有开玩笑。
虞啸卿站在他身后，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睛里有东西在闪。
“均座，时间到了。”阿译在旁边说。
黄璟点了点头，走到第一口棺材旁边，棺材上贴着一张纸条——“赵德胜，一营营长。”
他蹲下来，把纸条抚平，然后站起来，朝身后挥了挥手。
“起！”
士兵们把棺材扛在肩上，一步一步地往船上走，每一步都很慢，每一步都很稳。
不辣扛着一口棺材走在队伍中间，棺材不重，但他觉得沉，沉得他喘不上气。
棺材里躺着的从野人山一路打过来的，在仰光巷战中冲在最前面，被鬼子的狙击手打中了胸口，他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枪，眼睛没闭上。
“不辣哥。”豆饼走在他后面，声音有些抖。
“别说话。”不辣头也不回，“走。”
一千三百七十二口棺材，用了整整一个上午才全部装上船，黄璟站在船头，看着那些棺材整整齐齐地码在甲板上，沉默了很久。
“开船。”他说。
船队在伊洛瓦底江上逆流而行了七天。
第七天清晨，江面忽然变窄了，两岸的山峦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灰蒙蒙的，像一幅褪色的水墨画。
“均座！均座！”康丫从驾驶舱里跑出来，脸上带着笑，“前面就是国门了！”
黄璟从船舱里走出来，站在船头，举起望远镜。
远处的江面上，能看见一座简易的码头，码头上站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有人在挥舞旗帜，有人在喊叫，声音被江风吹得断断续续，听不太清。
“靠岸。”黄璟说。
船慢慢靠岸，码头上的人影越来越清晰。
有军人，有百姓，有老人，有孩子，有人举着横幅——“欢迎远征军凯旋”。
黄璟第一个走下船。
他的脚踩在祖国的土地上，那一瞬间，他忽然觉得腿有点软。
龙文章跟在他身后，虞啸卿站在船舷边，看着码头上那些欢呼的人群，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手在微微发抖。
“均座。”阿译走过来，手里拿着笔记本，“记者来了，好多记者。”
黄璟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码头上挤着几十个记者，有中国人，有洋人，扛着相机，举着录音筒，在人群中挤来挤去。
他们看见了黄璟，看见了那些全副武装的士兵，看见了那些停在江面上的运输船，看见了船上那些崭新的坦克和装甲车。
闪光灯噼里啪啦地响起来，快门声此起彼伏。
“黄将军！黄将军！”一个记者挤到前面，话筒差点捅到黄璟脸上，“请问新八军在缅甸打了多少胜仗？”
黄璟看着他，没说话。
另一个记者挤上来：“黄将军，听说新八军是全美械装备，这是真的吗？”
又一个记者问：“黄将军，你们回国后有什么打算？”
黄璟扫了一眼那些记者，然后转过身，指着身后那些正在下船的士兵。
“弟兄们。”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回家。”
棺材一口接一口地从船上抬下来，整整齐齐地摆在码头上，一千三百七十二口棺材，一眼望不到头，每一口棺材上都贴着牺牲者的名字。
码头上安静了。
那些欢呼的人不欢呼了，那些笑的人不笑了，那些拍照的记者放下了相机。
第一个哭起来的是一个老太太。
她站在人群最前面，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对襟衫，头发全白了，腰弯得像一张弓。
她看着那些棺材，嘴唇哆嗦着，眼泪从她那浑浊的眼睛里淌出来，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流。
“儿啊——”她喊了一声，声音沙哑，像砂纸磨石头。
更多的人哭起来。
有人跪在地上磕头，有人抱着棺材嚎啕大哭，有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只是流泪。
黄璟站在棺材前面，沉默了很久。
“起！”他喊。
士兵们把棺材扛在肩上，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每一步都很慢，每一步都很稳。
记者们跟在后面，有人拍照，有人记录，有人站在那里，忘了自己该干什么。
队伍在公路上走了三天。
从码头到最近的县城，一百多里路，走了三天。
不是因为走不快，是因为棺材太重——不是木头重，是命重。
第三天下午，队伍到了县城。
县城不大，只有一条主街，街两边站满了人，有人端着水碗，递给经过的士兵；
有人把花扔向队伍；
有人只是站着，看着。
一个小孩从人群里跑出来，手里举着一面旗——青天白日旗，叠得整整齐齐，用竹竿挑着。
他跑到黄璟面前，把旗举过头顶。
“长官！”他的声音很大，但有些发抖，“这旗我藏了好几年！”
黄璟蹲下来，接过旗，展开，看了一遍，然后站起来，把旗递给龙文章。
“升起来。”
龙文章接过旗，走到路边，找了一根旗杆，把旗系好，深吸一口气，拉动绳索。
旗升起来了，在晚风中缓缓上升，猎猎作响。
所有人停下来，抬起头，看着那面旗。
黄璟站在旗杆下，看着那面旗，沉默了很久。
“均座。”阿译走过来，手里拿着笔记本，“记者们还在跟着，问能不能采访您。”
“让他们等着。”黄璟转过身，“先安顿弟兄们。”
那天晚上，黄璟一个人坐在帐篷里，面前摊着河边正三的那本账本。
他翻开最后一页，看着那个数字——十七万四千三百二十一人。
十七万，是鬼子在缅甸战场的伤亡。
他的新八军，从禅达到仰光，也死了好几千人。
每一个数字都是一条命，每一条命都有名字，有脸，有爹娘。
他把账本合上，放进抽屉里。
然后他拿出一张纸，开始写信。
信是写给上峰的，很短，只有几行字：
“学生黄璟，率新八军全体将士，自缅甸凯旋，现已抵国门，仰光一战，阵亡将士一千三百七十二人，遗体运回，请准予安葬。”
写完了，他看了一遍，折好，放进信封。
“阿译。”他喊。
阿译从外面走进来：“在。”
“发出去。”
“是。”
阿译转身要走，黄璟叫住他。
“等等。”
“均座？”
黄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没事了，去吧。”
阿译走了。
黄璟一个人坐在帐篷里，听着外面的风声。
风从北边吹过来，带着泥土的气息，还有炊烟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
他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
耳边仿佛响起了枪声、炮声、喊杀声，还有那些牺牲的弟兄们的笑声、骂声、哭声。那些声音在他脑子里转了一夜，天亮的时候，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脸上有两道干了的泪痕。
他擦了擦脸，站起来，走出帐篷。
阳光很刺眼，他眯着眼睛，看着远处那些正在升起的炊烟。
“回家。”他喃喃自语，“回家了。”
